建文篇.第十二章 编纂《洪武实录》，杨墨总领史局
建文五年的正月，南京城还浸在新年的余温里，秦淮河畔的灯笼尚未撤去，御书房的烛火却已亮了彻夜。朱允炆手指抚过案上那册泛黄的《太祖实录》初稿——那是洪武年间解缙主持编纂的，因“记载疏略，多有讳饰”，被皇爷爷斥为“未尽其实”，一直压在秘档库，未曾刊行。
“皇爷爷在位三十一年，削平群雄，定鼎天下，创下洪武盛世，却连一部像样的实录都没有。”朱允炆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郑重，案上的炭盆烧得正旺，映得他眼底发红，“朕要重修《洪武实录》，让后世知道，太祖高皇帝是如何扫灭狼烟，如何让百姓从流离失所到安家乐业的。”
杨墨捧着洪武年间的起居注走进来，青衫上沾着墨痕——他昨夜刚从秘档库抄录完洪武二十三年的赈灾记录。“陛下，臣查过旧档，解缙版的实录有三大弊：一是隐去太祖早年寄身皇觉寺的经历，二是淡化洪武初年的粮荒，三是对功臣案记载含糊，只说‘罪有应得’，却不写具体缘由。”
“这就是朕要重修的原因。”朱允炆推开初稿，露出下面的空白册页，“实录，就得‘实’。皇爷爷当过和尚，不丢人；洪武初年有粮荒，是实情；功臣案有对有错，也该写明。杨墨，这史局总领的差事，朕想交给你。”
杨墨猛地抬头，烛火在他眸子里跳动：“陛下，编纂实录需‘直笔’，难免触及旧臣隐私、皇家忌讳，臣……”
“朕给你尚方宝剑。”朱允炆打断他，从墙上取下那柄太祖爷赐的“断佞剑”，放在案上，“凡阻挠编纂者，无论勋贵亲眷，先斩后奏。你只需要记住一条：笔下的每个字，都要对得起太祖爷打下的江山，对得起天下的百姓。”
窗外传来早朝的钟鸣，朱红色的宫墙在晨光里泛着暖意。杨墨躬身接剑，剑鞘上的“断佞”二字冰凉刺骨，却也滚烫如燃：“臣，遵旨。请陛下允臣三事：一，调阅所有秘档，不得有任何隐瞒；二，史局官员由臣自选，需‘敢言、能写、耐苦’；三，成书后需陛下亲阅，但不得妄改一字。”
“准。”朱允炆看着他，忽然笑了，“朕听说你去年在北平，连燕王的《边贸策》都敢批注，这实录，交给你，朕放心。”
史局设在翰林院西侧的旧书楼里，三进院落，堆满了从秘档库运来的卷宗，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和墨香的味道。杨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贴出“招贤榜”，要从天下士子中选二十名编修，条件只有三个：“通洪武旧事、善考据、敢直笔”。
榜文贴出三日，来应试的人挤破了门。有白发苍苍的老儒，曾在洪武年间任过史官；有新科进士，如王砚、马文升，虽年轻却熟悉民间；甚至有前功臣的后人，捧着家传的书信，想为先祖辩白。
杨墨的考校很特别，不考经义，只考“辨伪”。他让人抄录一段洪武实录的旧文，让应试者指出错漏。有段文字写“洪武五年，天下大稔，米价每石五钱”，王砚当即指出：“臣去年在黄河边查过地方志，洪武五年山东大旱，米价涨到每石三两，饿殍遍野，旧文有误。”
杨墨点头，在他的名字旁画了个圈：“你说得对，这段记载隐去了旱灾，只记丰年，是为‘讳饰’。编史者，就得有你这份较真。”
最终入选的二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曾被太祖贬斥的史官，熟悉宫廷旧事；有寒门出身的进士，了解民间疾苦；有前御史的儿子，擅长考据刑案；甚至有一位胡惟庸案受牵连的秀才，他带来的家族日记，详细记载了洪武十三年的朝堂风云。
开馆那天，杨墨领着众人在太祖牌位前焚香盟誓：“凡入此门，当怀赤心。不虚美，不隐恶，不避权贵，不违史实。若违此誓，天诛地灭。”
马文升捧着盟誓词，手微微发颤——他父亲曾因替蓝玉案鸣冤被处死，如今能亲手写下那段历史，也算告慰了亡灵。王砚则盯着墙角的一堆河工档案，那些是洪武年间黄河治理的记录，他打算从这里入手，看看太祖爷当年是如何应对水患的。
只有老史官周歧凤叹了口气：“杨大人，直笔固然可敬，可有些事，写出来怕是会引火烧身。比如……太祖爷晚年的功臣案，牵连太广，如今朝堂上还有不少功臣后人呢。”
杨墨正在整理卷宗，闻言头也没抬：“怕引火烧身，就别进这史局。咱们写的是历史，不是给活人看的赞歌。”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当年那些功臣，有的确实谋逆，该写；有的被冤杀，也该写。后人看了，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编纂工作刚展开一月，就遇上了麻烦。在编写“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时，编修们发现旧档记载矛盾：有的说胡惟庸“通倭谋反”，证据确凿；有的却说“查无实据，乃太祖猜忌”。前御史之子李默带来的《洪武私记》更是写道：“惟庸尝言‘陛下春秋高，吾等当自安’，被锦衣卫侦知，诬为谋反。”
消息传到魏国公府，徐辉祖气得摔碎了茶盏。胡惟庸是他外祖父的政敌，当年案发，徐家曾受牵连，若实录采信“诬为谋反”之说，岂不是说太祖爷冤枉了忠臣？
“杨墨这是想翻案！”徐辉祖穿着蟒袍，在厅内踱步，“他一个寒门出身的，懂什么洪武旧事？竟敢非议太祖爷！”
世子徐钦劝道：“爹，不如去史局看看，说不定是误会。”
徐辉祖带着家丁闯到史局时，杨墨正和李默对着《洪武私记》核对卷宗。见徐辉祖闯进来，杨墨放下笔，语气平淡：“魏国公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徐辉祖指着《洪武私记》，“这等野史杂记，也配进实录？胡惟庸谋反是铁案，太祖爷钦定的，你也敢改？”
“是不是铁案，得看证据。”杨墨让人取来锦衣卫的原始供词，指着其中一处，“这供词说胡惟庸与倭人通信，却没附书信原文；说他聚兵谋反，却没写兵在何处。反观《洪武私记》，作者当时任礼部主事，亲历此案，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与官方档案吻合，为何不能采信？”
李默补充道：“魏国公请看，这是胡惟庸家仆的供词，藏在秘档库的夹层里，说‘锦衣卫用刑，主人屈打成招’，字迹与官方供词的笔迹一致，显然是同一份记录，却被篡改过。”
徐辉祖看着那份带血的供词，脸色发白。他小时候听祖母说过，胡惟庸案确实“有冤情”，只是没人敢说。此刻证据摆在面前，他竟无言以对。
“实录不是要翻案，是要存疑。”杨墨收起供词，“我们会写‘胡惟庸案，说法不一，今录两说，以备后世考证’。这样，既不违太祖爷的定论，也不埋没可能的真相，魏国公觉得如何？”
徐辉祖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罢了，你们……好自为之。”
杨墨知道，宫廷档案难免有隐瞒，要编好实录，还得去民间找线索。他派王砚去苏州，收集洪武初年的粮荒记忆；派马文升去北平，寻访当年随太祖打天下的老兵；自己则带着李默，去凤阳——太祖爷的故乡，看看那里的百姓还记得些什么。
凤阳的皇觉寺早已重建，香火鼎盛。杨墨在寺后的老槐树下，找到了一位九十岁的老僧，曾与太祖爷一起当过和尚。老僧坐在竹椅上，晒着太阳，手里转着念珠，说起当年的事：“那时候啊，淮河泛滥，寺里也没粮，朱重八（太祖原名）就带着我们去化缘，他总把讨来的粥让给小和尚，自己啃树皮……”
李默在一旁记录，笔尖沙沙作响。老僧忽然指着寺墙上的“太祖御笔”说：“这字是后来描的，他当年写字，笔锋粗得很，像砍柴刀，哪有这么秀气？”
杨墨让李默记下：“太祖早年书法粗豪，有江湖气，登基后渐趋端庄。”他想起旧档里只说“太祖善书”，却不提早年的风格，这细节，正是实录该补的。
在凤阳乡下，一个老农拿出传家的“纳粮证”，上面盖着洪武十年的官印：“那年大丰收，官差收粮时没多要，朱皇帝还派来的官教我们种棉花，说‘穿衣比吃饭要紧’。”另一个老婆婆则哭着说：“洪武二十五年，俺男人被抓去修城墙，再也没回来，官差说他‘逃役’，可俺知道，他是累死的……”
杨墨把这些都记下来，纳粮证收进史局，老婆婆的话也写进“徭役篇”。他对李默说：“你看，百姓记得的，不是太祖爷杀了多少人，而是他让他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或是让他们失去了亲人。这些，都是实录该写的。”
王砚在苏州的收获也不小。他找到当年给太祖爷送过米糕的张老汉的父亲，老人拿出一本账册，上面记着洪武三年的米价：“正月每石三两，四月涨到五两，饿死的人堆在城外，后来朝廷发了粮，才缓过来。”账册的最后一页，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粮仓，旁边写着“朱皇帝的仓，有粮”。
“这就是民心。”王砚把账册交给杨墨，“饿的时候骂，有粮了又念好。实录该把这两面都写出来。”
北平的燕王府，朱棣收到杨墨的信时，正在看朱高炽抄录的《洪武实录》初稿片段。信里说，史局正在编写“洪武二十四年北征”，想请燕王提供当年的战报和亲历记录。
“杨墨倒是会找人。”朱棣笑着把信递给徐王妃，“洪武二十四年，我跟着父皇北征，斩了鞑靼的太尉，这份战报，秘档库里未必有全本。”
徐王妃翻看初稿片段，见上面写着“太祖北征，燕王朱棣率军奇袭，大破敌营”，忍不住笑道：“写得倒实。只是……你当年差点中了埋伏，这事要不要告诉他们？”
“为什么不告诉？”朱棣从箱底翻出当年的战报，上面还有太祖爷的朱批“小子胆壮，然需谨慎”，“打仗哪有不遇险的？写出来，才像那么回事。”他提笔，在战报后补了一段：“时遇大雾，误入敌阵，亲斩三将，方得突围，麾下士兵死伤者三十余，皆忠勇之士。”
写完，他让葛诚把战报送南京，附了封信给杨墨：“实录当记胜，亦当记败；当记将，亦当记兵。那些战死的士兵，他们的名字或许没人记得，但他们的血，不该白流。”
杨墨收到战报时，史局正在争论“北征的伤亡数字”。旧档只写“斩获甚众”，却不提己方损失。见朱棣补了“死伤者三十余”，杨墨当即拍板：“就按这个写。军功章上，该有死者的一半。”
马文升在北平寻访的老兵，也带来了故事。一个瘸腿的老兵说：“洪武二十四年，我跟着燕王冲锋，腿被箭射穿，是燕王把我从死人堆里拖出来的。他说‘你活下来，比杀十个敌人强’。”
这些故事，都被杨墨写进了实录的“将士传”里。他对编修们说：“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还有那些无名的士兵、农夫、工匠。他们的故事，才是江山的根基。”
建文六年的冬天，《洪武实录》初稿终于完成，厚厚一百二十卷，堆满了史局的正厅。杨墨带着编修们，逐字逐句校对，烛火燃了一夜又一夜，每个人的眼睛都熬得通红。
最后校到“洪武三十一年遗诏”时，李默忽然停住了。旧档记载遗诏是“传位皇太孙朱允炆，诸王辅政”，但他们找到的太医手记却写着：“太祖弥留之际，口不能言，只指了指皇太孙的画像，诸王皆在侧，未有辅政之语。”
“这该怎么写？”李默的声音发颤。若按太医手记，就意味着“诸王辅政”是后来加的，可能会引发藩王不满，尤其是燕王，一直以“辅政”自居。
杨墨看着窗外的雪，沉默了半晌：“写‘太祖遗诏，传位皇太孙，具体言辞，诸说不一，今录官方与私家记载，以存其真’。”
“这样会不会……”
“不会。”杨墨打断他，“我们是编史，不是下定论。后世自有公论。”
定稿的那天，杨墨让人把实录誊抄三份，一份送皇宫，一份存史局，一份藏秘档库。他站在太祖牌位前，焚香告慰：“高皇帝，您的一生，我们写完了。有对有错，有荣有辱，都是您的，也是大明的。”
编修们纷纷落泪。王砚想起父亲说的“太祖爷让咱有田种”，马文升想起冤死的父亲终于能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周歧凤想起自己被罢官时的愤懑，如今终于得以释怀。
“都回家吧。”杨墨挥了挥手，“给家人看看，你们这两年，没白忙活。”
朱允炆在御书房看了整整三天实录。他看到皇爷爷早年的艰辛，眼眶发红；看到洪武初年的粮荒，沉默良久；看到功臣案的争议，叹息不已；看到北征时士兵的牺牲，久久不语。
最后，他在序言后写下一段话：“太祖高皇帝，起于微末，定鼎天下，功在千秋。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过失，亦当为后世鉴。朕读此实录，知创业之难，守成之不易，唯有兢兢业业，不负祖宗，不负百姓。”
他没有改一个字，只是让人把序言刻在石碑上，立在史局门前。
消息传到北平，朱棣让朱高炽把实录抄录一份，放在书房。他翻到“洪武二十四年北征”那卷，看到自己补的那段“死伤者三十余”，忽然对徐王妃说：“杨墨这小子，真把史书写成了‘实’录。”
“这样不好吗？”徐王妃笑着说，“后世说起太祖爷，说起你，说起陛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猜来猜去。”
建文六年的春天，《洪武实录》正式刊行，天下士子争相购买。苏州的张老汉拿着实录，让王砚给他读“洪武三年粮荒”那段，听到“朝廷发粮，救活万民”时，咧开嘴笑了：“我就说嘛，朱皇帝是个好皇帝。”
史局的旧书楼里，杨墨正在整理编修们的手稿，准备汇编成《实录考据》。窗外的桃花开得正好，落在卷宗上，像给那段厚重的历史，添了抹温柔的亮色。
他忽然想起朱允炆的话：“笔下的每个字，都要对得起江山百姓。”此刻，他觉得自己做到了。历史就像这桃花，年年岁岁，花开花落，看似重复，实则不同，而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每一朵花的模样，如实记下，留给后来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