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篇.第九章 开科取士，新科进士多起于寒门

建文四年的三月，南京城的桃花开得正盛，风一吹，花瓣簌簌落在奉天殿的丹陛上，像铺了层粉色的雪。朱允炆坐在龙椅上，手里捏着一份泛黄的卷宗——那是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旧档，上面记载着当年因录取的进士多为南方人，引发北方士子不满，太祖爷怒斩主考官，重录北方士子的旧事。

“陛下，礼部已将春闱考官的名单拟好了。”杨墨捧着名册走进来，青衫上沾着晨露，显然是刚从礼部过来。名册上列着七位考官，为首的是翰林院学士方孝孺，其余六位皆是南北士子公认的清流。

朱允炆把旧档推给他，指尖在“南北榜”三个字上划过：“你看这旧档，皇爷爷当年虽平息了风波，却也让南北士子之间有了嫌隙。朕想借这次春闱，打破这层隔阂，让天下人知道，朝廷取士，只看才学，不问出身，不分南北。”

杨墨翻开名册，见方孝孺的名字下面写着“主考，兼阅南北卷”，其余六位考官分阅南、北、中三卷（南卷为江南、江西等地，北卷为北平、山东等地，中卷为四川、云南等地），点头道：“陛下想得周全。臣已让礼部规定，南北中三卷录取比例各占三成、三成、四成，既照顾到各地文风差异，又不至于厚此薄彼。”

朱允炆忽然想起去年黄河修堤时，王大河说的“俺爹没读过书，俺想让娃读书考功名”，心里一动：“还有一条，要重寒门士子。凡是家无恒产、靠耕读为生的，考卷上注明‘寒门’，同等才学，优先录取。”

“陛下圣明。”杨墨躬身，“臣这就去传旨，让各地州县张贴告示，凡有志向学者，无论贫富，皆可赴南京应试，路费由官府报销——寒门士子，报销双倍。”

窗外的桃花瓣飘进殿内，落在名册上，像给那些尚未可知的名字，添了抹温柔的底色。朱允炆望着殿外等待传旨的礼部官员，忽然觉得，这春闱取的不只是进士，更是天下士子的心，是寒门百姓对“读书能改变命运”的盼头。

苏州府的王家庄，王二柱正帮儿子王砚磨墨。王砚今年十八岁，是村里唯一能识文断字的后生，听说朝廷开科，还报销路费，揣着几件旧衣裳就想去南京试试。

“爹，俺要是考不上，您可别骂俺。”王砚的手有些抖，砚台里的墨汁晃出了边。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夫，连个秀才都没出过，他能读书，全靠去年黄河修堤时杨墨赏的那几两银子。

“考不上也不骂你。”王二柱蹲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能去南京见回世面，就比你爹强。记得杨大人说的，考卷上写清楚‘家有薄田三亩，父务农’，这叫‘寒门’，朝廷待见。”

同去南京的还有邻村的李秀才。李秀才五十多岁，考了一辈子，头发都白了，这次听说“优先取寒门”，咬着牙卖了家里唯一的耕牛当盘缠。“王砚，你年轻，脑子活，到了南京，多看看考官的文章，那方孝孺大人最看重‘经世致用’，别净写些风花雪月。”

两人搭着去南京送粮的漕船，一路往南。船上还有不少赴考的士子，有穿着绸缎的富家子弟，也有像他们一样背着旧包袱的寒门书生。富家子弟聚在船头吟诗作对，寒门士子就挤在船尾，借着手电筒的光互相讲题。

“听说这次的主考官是方孝孺？”一个山东士子问，“他不是不喜欢北方人吗？”

李秀才摇头：“方大人是不喜欢空谈的人，不管南北，只要文章写得实在，他就喜欢。去年他写的《农桑策》，说‘农夫辛苦，士子当知稼穑’，这才是真学问。”

王砚在一旁默默记着，他的考卷想写《黄河修堤记》，把杨墨如何用“柳桩法”固堤、如何给民夫发工钱的事写进去——他觉得，这比那些“之乎者也”实在多了。

船到南京码头时，岸边挤满了迎接士子的客栈伙计。见王砚和李秀才穿着旧布衫，有个伙计凑过来说：“两位爷，住俺们客栈吧，寒门士子打八折，还管早晚饭！”

原来，朝廷早就跟南京的客栈打过招呼，对寒门士子格外优待。王砚看着伙计递来的“寒门士子优待券”，忽然觉得，这南京城的春天，比苏州的桃花还暖。

江南贡院的大门外，彩旗招展。朱红色的“龙门”牌坊下，考生们排着长队，手里拿着准考证和身份证明，等着安检入场。杨墨穿着便服，混在人群里，看着监考官仔细搜查考生的行囊——按新规定，考生只能带笔墨纸砚，连个馒头都不准带，午饭由朝廷统一供应，是简单的米饭和青菜。

“大人，您看那几个。”身边的周衡指着几个穿着补丁衣裳的考生，他们的准考证上盖着“寒门”的红印，监考官检查得格外快，还笑着说“进去吧，好好考”。

杨墨点头：“这就是规矩的用处——让该受照顾的受照顾，该防的防住。”他想起洪武年间的科场舞弊案，有考生把文章写在贴身的内衣上，还有考官收了银子，提前泄露考题。这次，朝廷不光派了缇骑巡逻，还让每位考官在考卷上签名，将来核对笔迹，谁也不敢乱来。

贡院里面，号舍像一排排鸽子笼，每个号舍不到两平米，只能容一个人坐着答卷。王砚被分到第123号舍，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啥也没有。他放下笔墨，忽然发现桌角刻着一行小字：“洪武二十八年，山东张小三，寒门，落第。”

字刻得很深，像是用尽了力气。王砚摸了摸那行字，心里酸酸的——不知道那个张小三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盼着有朝一日能中举。他提笔，在旁边轻轻写下：“建文四年，苏州王砚，寒门，应试。”

开考的梆子声响起，考题传了下来。今年的题目很特别，不是常见的“四书五经”默写，而是三道策论：一为《如何安流民》，二为《论藩卫与京营协同》，三为《黄河修堤之我见》。

王砚看到第三题，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放下笔，先闭上眼睛，回想去年跟着爹去黄河边看修堤的情景：杨墨踩着泥水指挥民夫，王大河抱着柳桩跳进冰水，陈瑛拿着账本核对粮食……那些画面像在眼前一样，他提笔就写，字迹虽然不算漂亮，却字字扎实，把“柳桩法”“责任树”“民夫工钱”这些细节都写了进去，最后还加了句“臣以为，治河如治天下，需顺民心，循规律，不可急功近利”。

考场外，方孝孺正坐在监考官的帐篷里，翻看着考生的名册。见“寒门”考生占了近四成，他对副考官笑道：“陛下这招好啊。往年考进来的，不是勋贵子弟，就是富家公子，哪见过几个真正懂民间疾苦的？这次，咱们得好好挑挑。”

副考官是个北方人，手里拿着北卷的样本：“方大人，您看这篇《安流民策》，写的是北平的流民安置，说‘流民不是懒，是没地种，给他们荒地，贷给种子，三年不征税，自然就安了’，这见识，比那些南方士子空谈‘仁政’强多了。”

方孝孺接过来看了，连连点头：“这考生叫马文升，北平人，寒门，父母早亡，靠给人抄书为生。就冲这篇策论，也得给他个好名次。”

帐篷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堆积如山的考卷上，每张考卷都承载着一个士子的梦，尤其是那些盖着“寒门”红印的，梦里不仅有自己的前程，还有一家人的温饱，一村人的期盼。

阅卷的日子，贡院的厢房里堆满了考卷。七位考官分坐两侧，每人面前摆着几摞试卷，手里拿着红笔，时而点头，时而皱眉。按规定，考卷都是糊名的，谁也不知道考生是谁，只能凭文章定优劣。

“这篇《黄河修堤之我见》写得好！”方孝孺举起一份考卷，声音里带着激动，“不光懂技术，还懂民心，说‘修堤先修心，民夫肯卖力，比石头还结实’，这才是能办实事的料子！”

副考官凑过来看，见字迹有些稚嫩，纸也粗糙，显然是寒门士子用的粗纸：“确实好。只是……这考生连‘柳桩法’的‘桩’字都写错了，写成了‘庄’，要不要扣点分？”

“不扣！”方孝孺把红笔放下，“错个字算什么？他能把修堤的细节写得这么清楚，说明他真去看过，真懂！那些写得花团锦簇，却连黄河在哪都不知道的，字再漂亮也没用。”他在卷首批了个“优”，“这卷，我力保进前十。”

另一边，北卷的考官却起了争执。有份考卷写《藩卫与京营协同》，说“藩卫如犬，京营如绳，绳太紧则犬吠，太松则犬纵，需松紧得当”，言辞犀利，却切中要害。一位南方考官觉得“比喻失当，有辱藩王”，主张淘汰；北方考官却觉得“一针见血，有胆识”，坚持要录取。

争执传到方孝孺耳里，他接过考卷看了，笑道：“这考生胆子不小，敢说真话。藩卫与京营的关系，本就该这么论。至于比喻，虽糙了点，却在理。录取！不仅要录取，还要让陛下也看看。”

阅卷到最后，方孝孺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南卷的文章多华丽，北卷的多质朴，中卷的介于两者之间，而那些盖着“寒门”印的考卷，无论南北，都有个共同点——接地气，说的都是百姓的心里话，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统计一下，”他对礼部的吏员说，“寒门士子的优秀考卷有多少？”

吏员算完了，回禀道：“回大人，有七十三份，占优秀卷的一半还多。”

方孝孺望着窗外的阳光，忽然想起杨墨说的“天下的人才，藏在田埂上，躲在茅屋里，就看朝廷愿不愿意弯腰去请”。这次，他们弯腰了，也请到了。

放榜那天，江南贡院外挤得水泄不通。士子们踮着脚，仰着头，盯着那张贴在墙上的黄榜，大气都不敢喘。王砚和李秀才挤在最前面，手心全是汗。

“有了！有了！”有人喊起来，“榜首是苏州王砚！”

王砚愣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李秀才推了他一把：“傻小子，看！第一名，状元！王砚，苏州府，寒门！”

王砚抬头，果然在黄榜最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旁边赫然写着“状元，寒门”。他脑子“嗡”的一声，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想起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想起张小三刻在号舍里的字，想起杨墨在黄河边说的“好好读书，有出息”。

“李叔！您也有！”王砚抹了把泪，指着黄榜中间，“第三十七名，李崇德，苏州府，寒门！”

李秀才看着自己的名字，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周围的寒门士子们也纷纷找到自己的名字，欢呼声响彻云霄。有人数了数，这次录取的一百五十名进士里，寒门士子占了六十五名，接近一半，南北中三卷的比例也刚刚好，谁也没话说。

人群里，一个富家子弟酸溜溜地说：“不就是运气好吗？哪有咱们书香门第的底子厚。”

旁边的北方士子立刻怼回去：“人家写的《黄河修堤记》，你写得出来？你知道柳桩怎么捆吗？”

杨墨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对身边的方孝孺笑道：“方大人，您看，这黄榜不仅录了进士，还录了民心。”

方孝孺捋着胡须，笑得欣慰：“是啊。这些寒门士子，吃过苦，懂民间，将来做了官，不会忘了百姓的难处。陛下要的，就是这样的官。”

琼林宴设在礼部的大堂里，新科进士们穿着官袍，按名次坐着。王砚的状元红袍格外显眼，他坐在首位，却有些拘谨，手里的酒杯端起来又放下——他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官，更别说跟他们一起吃饭了。

朱允炆端着酒杯走过来，笑道：“王状元，你的《黄河修堤记》写得好，朕看了三遍。特别是那句‘民夫的汗，比墨水值钱’，说得实在。”

王砚赶紧站起来，慌得差点把酒杯碰倒：“陛下谬赞，臣……臣只是实话实说。”

“实话才最珍贵。”朱允炆拍拍他的肩膀，“朕打算让你去工部任职，从河工主事做起，正好把你写的法子用到实处。”

王砚眼睛一亮：“谢陛下！臣一定好好干，不辜负陛下信任！”

旁边的马文升也站起来，他中了榜眼，被分到户部。“陛下，臣想回北平，帮着安置流民，臣写的策论，想亲自试试能不能行。”

朱允炆点头：“好！你们都去自己熟悉的地方，做自己懂的事。记住，官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是用来办事的。百姓过得好，你们的官才当得值。”

宴会上，新科进士们互相敬酒，南北士子聊得格外投机。南方士子向北方士子请教如何治理盐碱地，北方士子向南方士子打听水车的改良法子，没人再提“南北榜”的旧事。

李秀才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拉着杨墨的手说：“杨大人，您说俺们这些寒门士子，将来能成器吗？”

杨墨笑着给他满上酒：“成不成器，不在出身，在心里有没有百姓。你们吃过百姓的苦，就不会忘了百姓的难，这就是最大的本钱。”

窗外的夕阳透过窗棂，照在进士们年轻的脸上，也照在朱允炆带着笑意的嘴角。他忽然觉得，这琼林宴吃的不是菜，是天下士子的向心力，是寒门百姓的希望——而这希望，比任何金银珠宝都珍贵。

授官的圣旨下来了。王砚任工部河工主事，即刻赴黄河工地，协助王大河管理河堤；马文升任户部北平司主事，负责流民安置；李秀才年纪大了，被派回苏州府任学官，教乡下的孩子读书……六十五名寒门进士，都被分到了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大多是基层官职，却个个干劲十足。

离京那天，王砚特意去了趟江南贡院。第123号舍的桌角，他写的“建文四年，苏州王砚，寒门，应试”旁边，又多了几个新刻的字：“建文四年，山西刘二郎，寒门，应试，中。”

王砚笑了，摸了摸那行新字，像是摸到了一颗滚烫的心。他想起爹说的“好好干，给咱寒门争口气”，想起杨墨说的“官是百姓的官”，挺直了腰板，往黄河的方向走去。

南京的御书房里，朱允炆看着新科进士的授官名单，对杨墨说：“你看这王砚，放着京城的官不当，非要去黄河边，倒是跟你一样，爱往苦地方钻。”

杨墨躬身：“这正是陛下开科取士的本意——让懂民间的人去管民间的事，让吃过苦的人体会百姓的苦。假以时日，这些寒门进士，定会成为大明的栋梁。”

窗外的桃花已经谢了，枝头结出了小小的青果。朱允炆望着那些青果，忽然觉得，这建文四年的春天，不仅收获了新科进士，更收获了一个道理：天下的民心，就像这桃树，你给它阳光雨露，它就给你开花结果；你若只想着摘果子，忘了施肥浇水，它终究会枯的。

而他和杨墨，和这些新科进士，要做的，就是那个勤恳的施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