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篇.第四十七章 教导允炆，论及削藩隐忧生
洪武二十九年的春天，栖霞山的雨一下就是半月。庵堂的青瓦被洗得发亮，檐角的铜铃被雨打湿，声音沉哑如老人咳嗽。杨墨坐在窗边，看着案上摊开的《汉书》，朱允炆的批注歪歪扭扭写在页边——“晁错削藩，虽初衷善，然操之过急，致七国之乱”，墨迹被窗外飘进的雨丝洇开，像一团化不开的愁绪。
“先生，”朱允炆捧着茶盏，指尖被烫得微微发红，“孙儿总觉得，晁错没错。那些藩王拥兵自重，本就该削，只是他运气不好，遇上了景帝优柔寡断。”
杨墨放下手中的狼毫，砚台里的墨汁映着他鬓边的白发。自去年借病迁居栖霞山，他与朱允炆的会面便成了半月一次的“春山课读”，不谈朝堂纷扰，只论经史得失，可绕来绕去，终究绕不开那个扎在洪武朝心头的刺——藩王。
“太孙可知，文帝时吴王刘濞称病不朝，文帝赐他几杖，特许不入朝？”杨墨缓缓开口，声音被雨声滤得温润，“文帝不是纵容，是在等。等吴王老去，等新帝羽翼丰满，等天下人看清谁是乱臣贼子。”
他拿起朱允炆的批注，用朱笔在“操之过急”旁画了个圈：“削藩如劈柴，需先看木纹。顺纹则事半功倍，逆纹则木屑飞溅，伤了自己。”
朱允炆望着窗外的雨，眉头紧锁。他想起上月燕王朱棣派人送来的奏报，说北平边军已增至十万，请求朝廷拨付更多粮草；又想起周王朱橚在开封私铸铜钱，户部查问时，竟回信说“以备不时之需”。这些事像雨珠打在窗纸上，密密麻麻，让他喘不过气。
“可他们是在逼我。”朱允炆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执拗，“祖父年事已高，孙儿若不早做打算，等将来……”
“将来怎样？”杨墨打断他，目光锐利如锋，“像晁错那样，拿着削藩策站在未央宫前，说‘不削则汉必亡’？太孙可知，七国之乱时，百姓流离失所，千里沃野成了焦土，这‘亡’字，最先压垮的不是藩王，是百姓。”
朱允炆被问得哑口无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盏边缘。盏里的龙井渐渐沉底，像他此刻纷乱的心绪。
雨稍歇时，杨墨带朱允炆去庵后的竹林散步。新竹拔节，笋尖刺破湿土，带着青嫩的腥气。杨墨弯腰扶起一株被雨水压弯的竹笋，轻声道：“你父亲（朱标）十三岁那年，陛下让他去凤阳祭祖，特意嘱咐他走陆路，不许乘马车。”
朱允炆愣了愣。他听过无数关于父亲的故事，却不知这段。
“那时淮河两岸刚遭过灾，沿途都是流民。你父亲看着百姓啃树皮，把自己的干粮全分了，夜里就睡在破庙里，回来时脚上磨出了血泡。”杨墨的声音浸在潮湿的空气里，带着怀念，“他对陛下说，‘百姓不怕穷，怕的是不公。藩王若像大树，根系不能盘在百姓的地里’。”
朱允炆停下脚步，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峦。父亲的画像挂在东宫，眉目温和，他总以为那温和是天性，此刻才懂，那是看过太多疾苦后，刻意收敛的锋芒。
“父亲也觉得该削藩？”
“他觉得该‘疏’，不该‘堵’。”杨墨道，“洪武二十二年，你二叔在关中强征民夫，你父亲不是直接参奏，而是亲自去了趟西安，陪你二叔看了三日流民棚，又带他去看你祖父当年讨饭的破窑。回来后，你二叔就把民夫放了，还自掏腰包修了粥棚。”
他顿了顿，脚下的青苔湿滑，朱允炆伸手扶住他，两人在竹林深处的石凳上坐下。
“人心都是肉长的。藩王是你祖父的儿子，是你的叔父，血脉里流着一样的血。”杨墨看着朱允炆，“你父亲常说，‘一家人的事，能坐下来谈，就别掀桌子’。”
朱允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还没握过刀，却已在奏折上批过无数关于“削藩”的条陈。他忽然想起去年宗学里，燕王朱棣教他射箭时说的话：“箭头要尖，力道要稳，但最要紧的是看清靶心——别射偏了，伤了自己人。”
那时他只当是教射箭，此刻想来，字字都是深意。
回到庵堂时，雨又下了起来。杨墨从樟木箱里翻出一叠泛黄的账册，是他去年整理的“藩王兵力账”，每页都用蝇头小楷记着各藩王的护卫人数、驻地、军械配备，边角贴着小纸条，写着“燕王铁骑五千，善奔袭”“宁王朵颜三卫，皆蒙古精锐”“晋王步卒三万，守太原要冲”。
“太孙数数，这上面有多少甲士？”杨墨将账册推到朱允炆面前。
朱允炆一页页翻看，手指点着数字，最后抬头道：“总计约三十五万。”
“朝廷能调动的京营精锐，不过二十万。”杨墨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朱允炆心上，“若真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你觉得胜算几何？”
朱允炆喉头发紧。他从未算过这笔账，总以为朝廷大义在手，藩王不敢妄动。可账册上的数字冰冷无情，三十五万对二十万，更何况藩王的兵常年戍边，京营的兵久居安逸。
“可他们是叛逆！”朱允炆强辩道，“天下人会站在朝廷这边。”
“天下人只在乎能不能吃饱饭。”杨墨拿起另一本账册，“这是去年的‘藩地赋税账’。燕王在北平，将盐税的三成用来补贴边民，百姓说‘燕王千岁’；宁王在大宁，开放互市，蒙古人用皮毛换粮食，边境安稳得很；就连你三叔（朱棡），在太原减免了商税，商户都愿去他那里做生意。”
他指着账册上的红圈：“这些藩地，百姓日子过得好，谁会愿意跟着朝廷打仗？真打起来，粮草要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百姓嘴里抢？到那时，天下人骂的不是藩王，是你这个‘逼反叔父’的皇帝。”
朱允炆的脸白了。他想起《汉书》里“七国之乱”的记载，叛军喊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天下人竟有大半信了。原来削藩最险的不是兵戈，是人心。
“先生，”他声音发颤，“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拥兵自重？”
“不是眼睁睁看着，是慢慢调理。”杨墨取过一张宣纸，提笔写下“三策”：
一、迁藩：将边境藩王调往内地，如燕王迁南昌，宁王迁长沙，远离兵权；
二、分兵：令藩王诸子分领护卫，如燕王长子袭爵，次子领五千兵守山东，化整为零；
三、联姻：以公主下嫁藩王世子，以宗室女嫁藩王，用亲情系住兵权。
“这三策，都慢，都需时日，甚至可能要等上十年、二十年。”杨墨放下笔，“但胜在稳妥，不伤根本。你父亲当年治理黄河，用的就是‘疏导’之法，花了五年才堵住决口，可保百年安稳。若用‘堵’，今日堵了，明日还会溃。”
朱允炆盯着“三策”，久久不语。他想要的是快刀斩乱麻，可杨墨给的是慢火熬浓汤。他忽然明白，为何祖父总说“杨先生的法子，初看慢，实则最稳”。
晚膳很简单，一碟腌菜，一碗糙米饭，一壶温热的米酒。雨声敲着窗棂，像在哼一首古老的调子。朱允炆给杨墨斟酒，酒液在粗瓷碗里晃出涟漪。
“先生，孙儿有一事不明。”朱允炆捧着酒碗，“祖父难道看不出藩王隐患？为何不早做处置？”
杨墨呷了口酒，酒液带着微辣的暖意滑入喉咙：“你祖父是开国皇帝，他亲手打下的江山，最怕的是外姓夺权。藩王虽有隐患，却是朱家的人，总比异姓将领可靠。”
他想起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血流成河，朱元璋那时说的话：“朕宁肯让儿子们分了这江山，也不能让外人抢了去。”
“就像老农守着粮仓，宁肯让老鼠偷点，也不愿雇个可能监守自盗的看门人。”杨墨笑了笑，“你祖父老了，越来越像个普通的老人，总想着‘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
朱允炆沉默了。他忽然理解了祖父的矛盾——既怕藩王太强，又怕朝廷太弱；既想给孙子铺路，又舍不得苛责儿子。这份矛盾，像栖霞山的雨，缠缠绵绵，无休无止。
“太孙可知，你父亲生前，曾想在北平建一座‘宗室学堂’，让各藩王的世子轮流去读书，一来学经史，二来……”杨墨顿了顿，“二来让他们在一处长大，培养些情分。可惜他走得早，这事就搁下了。”
朱允炆的心猛地一动。轮流读书？培养情分？这不就是另一种“疏”吗？用同窗之谊，冲淡权力之争。
“先生，”他眼中闪过光亮，“孙儿回去就奏请祖父，把这学堂建起来！”
杨墨看着他，欣慰地点点头：“好。但记住，学堂里要教经史，也要教农桑；要论兵法，也要论亲情。让他们知道，除了‘藩王’‘兵权’，他们还是朱家的子孙，是天下人的叔伯。”
雨声渐歇，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洒在案上的账册上，那些冰冷的数字仿佛也柔和了些。朱允炆忽然觉得，削藩或许不必是剑拔弩张，也可以是像这春雨一样，慢慢渗透，慢慢化解。
次日清晨，雨停了。朱允炆要回金陵，杨墨送他到山脚下。晨光穿过湿漉漉的树叶，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满是泥土和草木的清香。
“先生的话，孙儿记下了。”朱允炆躬身行礼，“迁藩、分兵、联姻，还有宗室学堂，孙儿会一步步来，绝不急躁。”
杨墨点点头，从袖中取出一卷画，是他昨夜画的《五伦图》：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画面中央，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干上写着“朱”字，根须扎在“民”字土壤里。
“把这个带回东宫，挂在书房。”杨墨道，“忘了削藩的时候，就看看它。”
朱允炆接过画，卷起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份沉甸甸的嘱托。他翻身上马，缰绳勒得很紧，忽然又勒住马，回头道：“先生，祖父让我问您，何时回城里住？宫里的牡丹快开了。”
杨墨望着山上的庵堂，檐角的铜铃在晨光里闪着微光：“等这山上的竹笋长成竹林，我就回去。”
朱允炆笑了，扬鞭催马，马蹄踏过积水，溅起一串水花。他知道，杨墨说的“竹笋成林”，不是指竹子，是指他——等他真正明白“疏”比“堵”更重要，等他能像父亲那样，用温情化解矛盾，而不是用刀兵斩断血脉，先生才会放心。
杨墨站在山脚下，看着朱允炆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手里还握着那本藩王账册。他知道，隐忧不会凭空消失，削藩的路注定漫长而艰难。但至少此刻，春雨已润过土地，竹笋正在悄悄生长，就像那个年轻的皇太孙，正在学着收起锋芒，学着用更柔软也更坚韧的方式，守护这来之不易的江山。
山风拂过，带着新竹的清香。杨墨转身往山上走，脚步缓慢而坚定。他还有时间，等竹笋成林，等牡丹花开，等那个孩子真正长大——就像这春天，来得慢，却终究会铺满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