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篇.第四十二章 皇太孙册立，朱允炆师从杨墨
洪武二十五年秋，钦天监择定的吉日恰逢霜降。这日的奉天殿格外不同：檐角的走兽被晨光镀上金边，丹陛两侧的禁军甲胄闪着冷光，却压不住空气中飘着的桂花香——那是从御花园折来的，一束束系着红绸，摆在百官朝服的褶皱里，像藏了整个秋天的暖意。
朱允炆站在殿外的汉白玉台基上，指尖反复摩挲着腰间的玉带。那是朱标生前常系的，玉带扣上刻着的“仁”字被磨得发亮。他昨夜几乎没睡，一遍遍默写着礼部拟好的谢恩辞，笔尖戳穿了三张纸，最后还是杨墨过来，在他手背上拍了拍：“照着心里想的说就好，你爹在天上听着呢。”
此刻，赞礼官的唱喏声刺破晨雾：“吉时到——皇太孙朱允炆，入殿！”
他深吸一口气，提起不合身的朝服下摆，一步一顿踏上丹陛。石阶微凉，像踩着父亲的目光——朱标总说“台阶要一步一步走，才稳当”，此刻每一步都踩得格外重，仿佛要在石面上刻下痕迹。
奉天殿内，朱元璋坐在龙椅上，鬓边的白发比上月又多了些，却腰杆挺直。案上摆着金册、宝印，还有朱标手绘的那幅《宗法树》，被装裱成卷轴，静静卧在红绸上。
“朱允炆接册！”
他跪下时，膝盖撞在金砖上发出闷响。朱元璋亲自将金册递到他手里，册子沉甸甸的，烫金的“皇太孙”三个字刺得他眼睛发酸。“记住，”朱元璋的声音在殿顶回荡，“这册子不是荣耀，是担子。你爹当年挑着它走了二十多年，如今该你了。”
金册的边角硌着掌心，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朱标）把他架在脖子上逛御花园，指着天边的云说：“等你长大了，也会有自己的担子，爹教你怎么挑。”那时的云很轻，风很软，不像此刻，每一缕风都带着沉甸甸的期许。
册立礼毕，朱允炆捧着金册回到东宫（原朱标居所，如今改作太孙宫），刚换下朝服，就见杨墨站在院中的桂树下，手里拿着个蓝布包。
“先生。”他迎上去，声音还有些发颤。自杨墨那日在朝堂上力挺嫡长制度，他就总想着要正经拜师——这念头在心里盘桓了许久，像桂树上结的花苞，藏不住了。
杨墨解开布包，露出一套线装书：“这是你爹当年读的《论语》，他在上面画了不少批注，你或许用得上。”
朱允炆摸着书页上熟悉的字迹，忽然“咚”地跪下，磕了个响头：“弟子朱允炆，恳请杨先生收我为徒。”
杨墨连忙扶起他，眉头微蹙：“太孙身份尊贵，这礼太重了。”
“不重。”朱允炆仰着脸，眼里闪着光，“爹说过，先生是他见过最懂‘稳’字的人。他教我走路要稳，先生教我做事要稳，道理是通的，不是吗？”
正说着，朱元璋派人来传旨，让杨墨即刻到御书房议事。杨墨只好先应下：“拜师的事，等我回来再细谈，这书你先看着。”
朱允炆抱着《论语》坐在窗前，翻开第一页，就见朱标用红笔圈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旁边写着“允炆记：本是良心，是规矩”。他指尖抚过那行小字，忽然觉得，父亲从未走远。
御书房里，朱元璋正对着一幅地图发呆——那是朱标生前绘制的《大明水利图》，黄河流域标着密密麻麻的红点，注着“需修堤”“易泛滥”。见杨墨进来，他指着图上的开封段：“标儿当年说，这里的堤坝得用糯米灰浆才结实，你觉得可行？”
“太子说得对，”杨墨点头，“糯米混合石灰、沙子，凝固后硬度堪比石材，宋代就有先例，只是成本较高。但若修好了，能保百年安稳，值。”
朱元璋叹了口气：“他的话，总是对的。”沉默片刻，又道，“允炆想拜你为师，这事你怎么看？”
“太孙聪慧，只是性子偏软，”杨墨坦诚道，“若陛下应允，臣愿教他经史策论，更教他‘担当’二字——就像太子当年教臣的那样。”
“好。”朱元璋站起身，从柜里取出一个木盒，里面是朱标用过的戒尺，“标儿小时候调皮，我用这尺子打他手心，他从不躲，说‘错了就该受罚’。如今把它给你，允炆若犯了错，该罚就罚，别因为他是太孙就手软。”
杨墨接过戒尺，木头上还留着淡淡的檀香——那是朱标生前最爱用的香。他忽然明白，这托付里藏着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念想，也是对孙子的期许。
三日后，拜师礼在太孙宫的小书房举行。没有百官围观，只有朱元璋派来的内侍捧着朱标遗留的经卷作见证。朱允炆端端正正跪下，向杨墨磕了三个头，奉上亲手写的拜师帖，上面写着：“弟子朱允炆，愿从先生学，守本心，明事理，承父志。”
杨墨接过帖子，回赠他一本手抄的《大学》，首页题着：“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朱标生前常对他说的话。
“第一课，不讲经义。”杨墨坐在书案旁，指着窗外的桂树，“你看这树，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从不含糊。做人也该这样，”他转头看向朱允炆，“该学的时候认真学，该担当的时候不躲懒，这就是‘诚’。你爹常说，‘诚’字是根，没了根，什么学问都是虚的。”
朱允炆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诚”字，忽然问：“先生，爹当年也像我这样背书吗？他会不会觉得难？”
“会啊。”杨墨笑了，“你爹小时候背《离骚》，背到‘路漫漫其修远兮’，总把‘修远’念成‘远修’，被你祖父罚抄十遍。他抄到第七遍时哭了，说‘太难了’，但还是抄完了。”
朱允炆听得眼睛发亮：“那我也抄！他能做到的，我也能。”
窗外的桂花开得正盛，香气钻进书房，落在摊开的书页上，也落在朱允炆认真的侧脸上。杨墨看着他，忽然觉得朱标仿佛就坐在对面，正笑着说：“你看，这孩子，像我吧？”
杨墨教朱允炆，从不只盯着书本。
清晨，他会带朱允炆去户部看账册——不是让他算数字，而是指着上面的“赈灾粮”“水利款”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百姓的肚子，是田里的收成。你爹当年看账册，总说‘一笔都不能错，错了就是饿肚子的人’。”
午后，会去御花园的试验田。那里种着朱标当年引进的番薯，杨墨摘下一颗递给朱允炆：“你爹说过，‘帝王的学问，不在书房里，在田埂上’。你尝尝，这比宫里的点心更实在。”
傍晚，有时会去国子监听老先生讲课。遇到学生争论“仁政”与“法治”，杨墨不插话，只让朱允炆自己听。散课后问他：“你觉得谁说得对？”
朱允炆想了想说：“都有道理，但我爹说过‘仁政是阳光，法治是堤坝’，缺一不可。”
杨墨点头：“你爹当年也这么说。记住，学问不是选边站，是把道理种进心里，再长出自己的想法。”
一日，朱允炆抄《资治通鉴》时，把“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抄成了“何不食糜”，漏了个“肉”字。杨墨没说话，只把朱元璋给的那把戒尺放在案上。
朱允炆脸一红，拿起戒尺递过去：“先生，弟子错了。”
杨墨接过戒尺，轻轻打了他手心一下——不重，却让他记住了：“你爹抄书，哪怕漏个标点，都会自己罚抄十遍。不是死板，是因为他知道，一字之差，可能让读的人理解错意思，放在朝堂上，就是误事。”
朱允炆揉着手心，重抄时格外认真。晚上，杨墨却送来一碟桂花糕：“你娘（太子妃）当年总说，罚了之后要给块糖，才记得牢。”
那桂花糕的味道，和太孙宫院中的桂花香混在一起，成了朱允炆心里“严师”的模样——不只有戒尺的凉，还有藏在甜里的暖。
朱元璋常悄悄来看他们上课。有时站在窗外，听杨墨讲“民为邦本”，看朱允炆在本子上画小人——把百姓画成田埂上的禾苗，把官吏画成浇水的人。
一次，他走进书房，见朱允炆正给杨墨磨墨，嘴里念叨着：“先生，昨日看的账册里，江南的秋税比去年多了三成，是不是百姓收成好了？”
杨墨点头：“是，但也得看看是不是官吏多收了。你爹当年每到收税时，都会派亲信去查，怕下面的人动手脚。”
朱元璋忽然开口：“允炆，你觉得该怎么查？”
朱允炆想了想：“派两个人去，一个明着查账，一个暗着问百姓。就像先生教的，‘耳听为虚，眼见也可能是假，得让耳朵和眼睛一起干活’。”
朱元璋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暖意。他看向杨墨，眼神里的感激不用多说——这或许就是朱标当年想要的：让孩子在踏实的教导里长大，懂得学问不是空中楼阁，是能落在地上、能暖着百姓的东西。
秋末，太孙宫的桂花落了，杨墨带着朱允炆把落英扫起来，和着糯米粉做了桂花糕。
“先生，”朱允炆咬着糕问，“我什么时候能像我爹那样，让大家都觉得‘稳’呢？”
杨墨指着院角的石磨：“你看那磨盘，刚开始推的时候总晃，磨出的粉也粗。磨得久了，石盘磨合得严丝合缝，粉就细了。你爹也不是生来就‘稳’的，是把每一步都走实了，才让人心安。”
朱允炆看着石磨转啊转，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刚放进磨盘的米粒，而杨墨的教导，就像那推动磨盘的力——不急不躁，却能把棱角磨圆，把心磨细，磨出属于自己的“稳”。
晚风穿过庭院，带着桂花最后的香气。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敲了三下。朱允炆捧着剩下的桂花糕，忽然想：等明年花开，要把新做的糕给先生和祖父各送一盘。就像爹当年做的那样，把心意藏在食物里，藏在每一个踏实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