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绳

一、竹山来的风吹进台北

阿满第一次看见海，是搭自强号北上那天。车窗外的太平洋像一面抖动的镜子，她用手指去碰，却只碰到冰凉的玻璃。阿嬷把一小捆用红绳扎紧的头发塞进她行李侧袋，说：“带着它，就像阿嬷陪你。”那撮头发里混着阿嬷六十岁时的银丝，也混着阿满出生后剪下的第一撮胎发，两股头发缠在一起，像一条跨越半个世纪的河。

松山大学的宿舍在半山腰，夜里能听见城市的心跳。室友们把衣柜叫“战场”，把口红叫“子弹”，阿满第一次听见这些词时，笑得肩膀发抖，却又在熄灯后把脸埋进枕头——她害怕自己笑得太大声，会泄露“乡下人”的身份。

第一个学期结束，她拿到全系第一名。奖学金到账那天，她去夜市买了一支十块钱的唇釉。回宿舍的路上，她偷偷在便利店的玻璃门上照自己，玻璃映出她的脸——像一颗被雨水洗亮的野莓。那一刻，她忽然明白：美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方言。

二、红绳与霓虹

阿满开始打工。清晨五点送报，夜里十点在物流仓库分拣包裹。她的手指被纸箱割出细碎的口子，就用阿嬷教的土方——把姜花捣碎敷在伤口上。室友们问她身上怎么总有淡淡花香，她笑而不答。

大三那年，她已经能踩着二手高跟鞋稳稳走进教室。裙摆像一尾鱼，在人群中游弋。追求她的人很多，唯独林致远留下。

林致远是医学系的学长，父亲是连锁眼科医院的董事，母亲是钢琴家。他说喜欢她“身上那股没被城市磨平的山气”。阿满没告诉他，那股“山气”其实是每天卸妆前用肥皂搓三遍脸后，仍残留的自卑。

跨年夜，他们在101大楼下接吻。阿满把阿嬷的红绳悄悄塞进林致远的冲锋衣口袋——“替我保管。”她踮脚替他整理衣领，指尖碰到他的喉结，像碰到一只受惊的鸟。

三、一场春天的雪崩

四月，阿满的月经迟迟不来。验孕棒上的两条红线像两根钉子，把她钉在浴室瓷砖上。

林致远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说：“我妈不会同意的。”第二天，他送来一张支票和一张人工流产预约单。阿满把支票撕成雪花，独自去了医院。排队时，她给阿嬷打电话，阿嬷说：“回来吧，山里的姜花开好了。”

回竹山那天，她穿的是林致远送的白色连衣裙。阿嬷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镰刀——不是迎接，是驱逐。“未婚先孕，祖宗的脸被你丢尽了。”

阿满跪在泥里，把脸埋进稻茬。夜里，她爬上废弃的碾米厂顶楼。风把裙摆吹得像投降的白旗，她给林致远发最后一条短信：“我把红绳还你。”

然后她解开马尾，把头发全部散开——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终于落回土壤。

落地时，她头先着地。血从后脑勺漫出来，渗进那截红绳，像给它又加了一层更粗的纬线。

四、道士老周的纸人

老周是下山买糯米时撞见尸体的。阿满仰面躺着，头发铺成一面黑旗，那截红绳在血泊里像一条蜿蜒的小蛇。老周拨开人群，看见警戒线外站着一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孩——钥匙扣上晃着半截红绳。

“小伙子，”老周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她借你的命，今晚子时来取。”

林致远跟着老周走进榕树林。老周用朱砂在他手心画了一道符，又折了一个纸人：“纸人穿上你贴身的衣服，放在床中央。你把这根红绳烧掉，灰冲马桶，再躲到床底，别睁眼。”

夜里十二点，林致远把红绳扔进铁盆。火舌舔上去的瞬间，他听见窗外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像有人用额头敲门。

他钻进床底，死死闭眼。声音越来越近，最后停在床边。

“林致远，”阿满的声音像从井里浮上来，“我找不到我的绳了。”

林致远抖得像筛糠。突然，一滴冰凉的水落在他眼皮上——不是泪，是血。他睁眼，看见阿满倒吊在床边，头发垂下来，发梢缠着他的手腕。

“原来你在这里。”

她的脸贴得极近，鼻尖几乎碰到他的鼻尖。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出她额头上一个凹陷的洞——像一枚被按灭的月亮。

五、死结

第二天，警方在林致远卧室的床底发现尸体。他的手腕上缠着一根浸血的红绳，另一端系着自己的头发——像打了个死结。

法医说，他是被活活吓死的。瞳孔放大到边缘，眼底残留最后一幕影像：一张倒置的脸，和一条从血泊里蜿蜒而出的红绳。

老周站在榕树下烧纸钱，灰烬被风吹成一只鸟的形状，飞向竹山方向。阿嬷的姜花那年开得特别疯，白得像一场迟到的雪。

后来，竹山的孩子之间流传一个说法：如果你在碾米厂废墟附近看见一个穿白裙的女孩，千万不要靠近。她的头发很长，发梢系着一截红绳——如果你盯着看太久，那截红绳会慢慢变粗，最后变成一条从你手腕蜿蜒到她手腕的绳。

而台北松山大学医学系某间废弃的标本室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具无名的人体骨骼标本。骨骼的左手腕骨上，缠着一圈早已氧化的红线。每当夜里巡楼保安经过，总能听见标本柜里传出极轻的“咚、咚、咚”声——像有人用额头，一下一下，敲着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