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周孝王

在西周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传统中，周孝王姬辟方的继位堪称一次颠覆性的“权力异动”。他并非周懿王的嫡子，而是以“叔父”身份登上王位，这一打破常规的传承，既源于周懿王统治后期的王朝危机，也离不开姬辟方自身的政治智慧与局势把控能力。

周懿王八年（前892年），在位八年的姬囏在内外交困中病逝，葬于毕原。按照西周“宗法制”的核心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位理应由懿王的嫡子、太子姬燮继承。此时的姬燮虽已成年，却完全继承了父亲“懦弱无能”的性格：面对懿王留下的“政治腐败、外患未平、天灾频发”的烂摊子，他既无整顿朝纲的魄力，也无抵御外敌的谋略，甚至在朝堂议事时，面对大臣的质询都常常“语无伦次，难以作答”。

这种“储君无能”的局面，让王室贵族与诸侯们忧心忡忡。西周自武王建国以来，正是依靠“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传承，才避免了王族内部的权力争夺，维系了数百年的统治。但此时，“遵循传统”意味着将王朝交给一个无力掌控局面的君主，可能加速西周的衰落；而“打破传统”则面临着“违背礼制”的风险，可能引发王族分裂与诸侯质疑。就在统治集团陷入纠结之际，姬辟方站了出来。

姬辟方是周穆王的儿子、周共王的弟弟、周懿王的叔父，此时已年近五旬，历经穆王、共王、懿王三朝，不仅熟悉王朝政务，更在懿王时期多次参与边境防御，积累了丰富的政治与军事经验。他凭借“王族长辈”的身份，以及对贵族与诸侯诉求的精准把握，开始暗中联络对姬燮不满的势力——包括因懿王腐败而利益受损的中小贵族、希望通过变革扭转颓势的军事将领，以及担忧边境安全的西部诸侯。

最终，在姬辟方的推动下，统治集团达成共识：“废嫡立叔”，由姬辟方继位，以“稳定政局，重振王室”。这一决定在西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极为简略，仅用“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一笔带过，既未提及继位过程中的争议，也未记载孝王在位期间的作为。这种“简略”背后，或许是司马迁对“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事件持谨慎态度，不愿过多渲染。

相比之下，出土于西晋的《竹书纪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键背景。其记载显示，懿王统治时期的衰落是孝王继位的重要前提：“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连续的外敌入侵与仓促迁都，不仅削弱了周王室的实力，更让贵族与诸侯对懿王的统治失去信心；同时，“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懿王的昏庸无能（生活无规律、政令混乱），导致王室权威下降，诸侯“离心离德”。

这些记载表明，孝王的继位并非单纯的“权力争夺”，而是统治集团在“王朝危机”下的“无奈选择”——他们宁愿打破传统，也要推选一位有能力的君主，试图挽救西周的衰落命运。而姬辟方也确实不负众望，继位后迅速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开启了短暂却影响深远的“孝王中兴”。

周孝王继位时，西周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仍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西戎（包括严狁、犬戎等）。懿王时期，西戎多次入侵，甚至兵临镐京，给周王朝带来巨大耻辱。孝王深知，若不能解决西戎问题，“中兴”便无从谈起。他采取了“先和后战、以战促和”的策略，既避免了无谓的战争消耗，又通过军事威慑重塑了王室权威。

孝王元年（前891年），孝王最初计划以军事手段报复西戎，任命申国国君申侯统领“六师”西征。申国是西周的重要诸侯国，姜姓，位于今河南唐河县西北，长期负责抵御南方淮夷，同时与西戎部落有姻亲关系，在西戎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然而，申侯接到命令后却满心不情愿。他深知，西周军队经过懿王时期的损耗，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若强行西征，不仅可能战败，还会让申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申侯与西戎的大骆部落（西戎中的一支，活跃于今甘肃天水一带）有联姻计划——他正准备将女儿嫁给大骆首领，以巩固双方的关系。因此，申侯向孝王提出了一个“以联姻换和平”的建议：

“从前我的先祖娶骊山氏之女，生下女儿后嫁给西戎胥轩为妻，两人的儿子中潏（秦国与赵国的先祖）因母亲的缘故，归服周朝，让西部边境长期安宁。如今我愿将女儿嫁给中潏的后人大骆，已生下嫡子成。若大王能保证让成继承大骆的首领之位，申国与扈国（申国的盟友）将劝说西戎彻底顺服，让西部边境永无战事。”

表面上，申侯的建议是为了“避免战争，保障边境安宁”，实则另有私心：大骆首领有一位庶子名叫非子，非子擅长养马，此前因机缘巧合被孝王赏识，留在王都担任畜牧官员。申侯担心，孝王日后可能会扶持非子回国争夺大骆首领之位，威胁自己外孙成的继承权。因此，他的建议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交易”——以“说服西戎求和”为筹码，换取孝王对“成继承大骆之位”的承诺。

孝王经过权衡，认为这一建议利大于弊：既能避免战争损耗，节省军费，又能借助申侯的影响力稳定西部边境，为自己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争取时间。于是，他当即承诺“永不支持非子回国争夺大骆之位”。得到承诺后，申侯积极与西戎谈判，最终西戎同意与西周息兵言和，并承诺“不再侵犯西周边境”。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就这样通过外交手段得以化解。

虽然通过外交手段达成了和平，但孝王深知，“和平的基础是实力”。他并未因暂时的和平而放松军事建设，反而加大了对军队的投入：一方面修复懿王时期受损的边境城防，另一方面加强“六师”的训练，提升士兵战斗力。同时，他密切关注西戎的动向，一旦发现西戎有“违约侵扰”的苗头，便立即派遣军队进行打击。

孝王的“军事威慑”很快见效。西戎部落看到西周军队重新变得强大，又担心违约会遭到孝王的报复，于是在孝王五年（前887年）主动遣使入朝，进献良马百匹，以示臣服。《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五年，西戎来献马”，这百匹良马均为西戎精心挑选，身姿矫健、耐力极强，既是西戎“臣服”的象征，也是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

孝王对西戎的“臣服”极为重视，亲自在朝堂举行受礼仪式。他重赏了西戎使者，不仅赐予丝绸、青铜礼器等贵重物品，还回赠了大量粮食与农具——这一举措既展现了西周的“大国气度”，也试图通过“经济交流”进一步巩固与西戎的和平关系。西戎献马事件，标志着西周在与西戎的对抗中重新占据主动，孝王也通过这一事件，向天下诸侯证明了自己的统治能力，重塑了王室的权威。

在处理西戎问题的同时，孝王还将目光投向了“经济与军事资源建设”。他深知，西周的衰落不仅体现在政治腐败与军事虚弱上，还体现在“战略资源匮乏”——尤其是马匹。在西周时期，马匹是祭祀、农耕、战争的核心资源：祭祀需用马来献祭，农耕需用马来拉犁，战争更需用马来组建战车部队与骑兵。而懿王时期，由于西戎侵扰与养马业荒废，西周的马匹数量锐减，严重影响了王朝的正常运转。

非子是大骆的庶子，自幼对马匹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熟悉马的习性，还掌握了一套“精养马匹”的技术——他能通过调整饲料、改善马舍环境、进行适当训练，让马匹长得更壮、跑得更快、耐力更强。早年，非子曾前往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孝王迁都后的新都槐里附近）贩马，恰巧遇到刚刚继位、正在考察民情的周孝王。

孝王看到非子所贩的马匹个个“毛色油亮、体态矫健”，与当时西周境内普遍瘦弱的马匹形成鲜明对比，便主动上前询问养马之道。非子对答如流，不仅详细讲解了马的喂养、训练方法，还能准确判断马匹的年龄、健康状况与用途。孝王被非子的“专业能力”所吸引，认为他是“难得的养马人才”，当即决定将非子留在王都，任命他为“主管王室畜牧的官员”，负责管理王室的牧场。

非子上任后，很快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他对王室牧场进行了全面整顿：划分不同区域饲养不同用途的马匹（祭祀用马、农耕用马、军用马），根据季节变化调整饲料配方，建立马匹健康档案，定期对马匹进行训练。在他的管理下，王室牧场的马匹数量逐渐增加，质量也显著提升，为孝王后续的“养马业改革”奠定了基础。

孝王三年（前889年），西戎献马百匹（多为母马），孝王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大规模发展养马业”的绝佳机会。他决定让非子承担这一重任，命令非子前往“汧渭之间”（今陕西省陇县的汧河与渭河交汇处）开辟新的牧场——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是天然的养马胜地，且远离西戎侵扰，环境安全。

为支持非子的工作，孝王给予了他充分的资源：

从王室直属的“野人”（平民）中征调数千人，协助非子建设牧场、喂养马匹。

调拨大量粮食、工具与资金，用于修建马舍、购置饲料、治疗马匹疾病。

授予非子“便宜行事”的权力，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养马方案，无需事事请示。

非子在汧渭之间全身心投入养马事业。他带领民众开垦草地、挖掘饮水渠，建立了规模化的马舍；他挑选西戎献来的母马与王室牧场的优质公马进行配种，培育出更加强壮的“杂交马种”；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牧马制度”，让牧民轮流值守，防止马匹走失或遭野兽袭击。

经过三年的努力，汧渭牧场的马匹数量从最初的百匹发展到数千匹，且大多是“能战、能耕、能祭”的优质马匹。这些马匹不仅解决了西周“马匹短缺”的问题，还为军事力量的提升提供了关键支撑——王室军队的战车数量大幅增加，骑兵部队也开始初步组建，对诸侯的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

孝王六年（前886年），非子因“养马有功”，得到了孝王的重赏。孝王决定将“秦邑”（今甘肃清水县境）封给非子，建立“附庸国”（西周时期低于诸侯国的政治实体），封号“秦嬴”。这一决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通过“封邑”奖励非子，体现了孝王“赏罚分明”的统治理念，激励更多人才为王室效力。

秦邑位于西周西部边境，非子在此建立附庸国，可作为“抵御西戎的屏障”，减轻王室的边境防御压力。

秦邑的分封，成为后来“秦国”的起点，非子也被视为秦国的“始祖”，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孝王在分封非子时，并未违背此前对申侯的承诺——他明确规定，非子的封邑仅为“秦邑”，不涉及大骆部落的继承权，确保了申侯外孙成的地位，既奖励了功臣，又维护了与申国的关系，展现了他成熟的政治手腕。

就在孝王通过“外交调解稳定边境、发展养马业增强实力、重用人才整顿内政”，逐步推动西周走向“中兴”之时，命运却对他露出了残酷的一面。孝王六年（前886年），在位仅六年的姬辟方因病薨逝，未能完成他“重振西周”的夙愿。他的离世，不仅让“孝王中兴”戛然而止，也引发了西周新一轮的权力变动。

孝王去世后，统治集团面临着“再次选择君主”的问题。此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延续孝王的“打破传统”模式，从王族中挑选有能力的成员继位。

方案二：回归“嫡长子继承制”，拥立周懿王的太子姬燮继位。

最终，贵族与诸侯们选择了“方案二”。

　　原因在于：孝王虽然通过改革提升了王室实力，但“打破传统继位”的行为始终存在争议，部分贵族担心“若继续违背礼制，可能引发王族内乱”；同时，姬燮经过六年的沉淀，性格虽仍懦弱，但已逐渐熟悉政务，且背后有支持“嫡长子继承制”的保守势力撑腰。因此，姬燮最终继位，史称“周夷王”。

君位的“回归传统”，意味着孝王时期的部分改革举措未能延续——夷王继位后，由于能力不足，无法维持孝王时期的军事与经济发展势头，西周再次陷入衰落；而孝王分封的非子及其后代，却在秦邑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西周西部边境的重要力量。

周孝王姬辟方的统治虽然只有六年，却在西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桎梏，为王朝注入了短暂的活力，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稳定了边境，发展养马业增强了国力，延缓了西周的衰落速度。

他分封非子于秦邑，为秦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终秦国在数百年后统一六国，取代周朝，完成了历史的轮回。

他的“异常继位”与“改革举措”，成为研究西周“宗法制演变”与“王朝衰落原因”的重要案例，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从“打破传统继位”到“中兴未竟而逝”，周孝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遗憾”。他是西周历史上一位“特殊的君主”——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守成之君”，也不是彻底的“变革之君”，却在王朝危难之际，以自己的方式为西周续命，成为连接“懿王衰落”与“夷王再衰”的关键人物。他的作为与抉择，不仅影响了西周的命运，更深刻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