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周夷王（一）
周夷王姬燮于公元前885年继位，成为西周第九代君主，其统治至公元前878年结束（依据《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表》）。这一时期的西周，早已褪去“成康盛世”的荣光，陷入“王权旁落、诸侯离心”的衰落泥潭，夷王的统治始终在“维护王室权威”与“现实无力”之间挣扎，留下诸多争议。
西周初期，“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辅相成，诸侯需定期向周王“朝贡、述职、出兵助战”，以维系“天下共主”的秩序。但到夷王时期，这一秩序已严重崩坏：
1、朝贡废弛：部分实力较强的诸侯（如楚国、齐国）不再按时前往王都槐里朝贡，甚至有诸侯连续数年缺席王室祭祀，公然无视周王的权威。
2、相互攻伐：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与资源，频繁爆发战争。小国被迫依附大国，大国则通过兼并小国壮大实力，形成“弱肉强食”的局面，而周王室无力干预，只能眼睁睁看着分封体系逐渐瓦解。
3、王权下移：诸侯不仅在军事、经济上脱离王室控制，还开始干预地方事务，甚至私自任命官员，将王室直属领地边缘的土地据为己有，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统治基础。
面对这一局面，周夷王曾试图通过“军事行动”重塑权威。据史料记载，他曾出兵讨伐“太原之戎”（活跃于今山西太原一带的游牧部落），一路攻至俞泉，缴获一千匹马。这场胜利虽短暂提振了王室士气，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离心”的问题——诸侯们深知，王室军队仅能应对弱小的戎狄部落，已无力约束强大的诸侯国，因此对王室的态度依旧傲慢。
尽管王室衰落，但仍有部分诸侯国选择“依附王室”，以换取周王的“政治认可”。
周夷王二年（前884年），蜀国（位于今四川盆地的诸侯国，非后世蜀汉）与吕国（姜姓诸侯国，位于今河南南阳一带）派遣使者前往王都，向周夷王进献“琼玉”（一种珍贵的玉石，象征尊贵与臣服）。
夷王对此次献玉极为重视，特意前往黄河岸边以“宾客之礼”接待两国使者——这一礼仪在西周时期通常用于接待“重要诸侯”或“外族首领”，夷王此举意在通过“隆重的仪式”，向天下诸侯展示“仍有诸侯国臣服于周”，试图维系王室的“表面荣光”。
然而，这种“表面荣光”难以掩盖王室的衰落。蜀、吕两国之所以主动献玉，并非真心臣服，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蜀国地处西南，需借助周王的“权威”威慑周边部落；吕国则与楚国相邻，面临楚国的威胁，希望通过“依附王室”获得政治支持。
这场看似“君臣和睦”的献玉仪式，实则是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利益交换”，折射出西周王室权威的“虚有其表”。
周夷王三年（前883年），发生了西周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事件——周夷王听信纪国国君纪炀侯的谗言，下令将齐国国君齐哀公“烹杀”（放入大鼎中煮死），随后改立齐哀公之弟吕静为君（即齐胡公）。这一惨剧不仅打破了西周“诸侯不杀”的传统，更埋下了齐国与纪国长达百年的世仇，成为周王室权威进一步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要理解烹杀齐哀公的影响，需先回溯齐国的历史地位。
齐国的开国君主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其与周王室的渊源深厚，地位远超其他诸侯国。
姜太公以古稀之年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在灭商战争中“谋划居多”，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周武王灭商后，为表彰其功绩，将“营丘”（今山东淄博一带）分封给姜太公，建立齐国。
姜太公前往营丘就封时，遭遇了莱国（商代古国，东夷人建立，位于今山东潍坊昌乐、临朐一带）的军事阻拦。莱国与营丘相距不足百里，担心齐国的建立威胁自身安全，遂率军争夺营丘。姜太公率军奋力反击，最终击败莱国，成功占据营丘，兴建都邑，史称“姜太公开国”。
周成王时期，爆发“三监之乱”（管叔、蔡叔、霍叔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姜太公协助周公旦平定叛乱。随后，淮夷叛乱，周成王派遣召康公授予姜太公“征伐特权”：“东到大海，西至黄河，南到穆陵，北至无棣，此地域内诸侯有罪，太公可征伐之”。这一特权使齐国成为“东部诸侯国之长”，拥有兼并周边小国、调解诸侯矛盾的权力，为齐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经过姜太公、齐丁公（姜伋，姜太公长子）、齐乙公（姜得，齐丁公之子）、齐癸公（姜慈母，齐乙公之子）四代君主的经营，齐国逐渐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国：领土不断扩张，经济因渔盐之利日益富庶，军事力量足以威慑周边小国，成为周王室在东方的“重要支柱”。
纪国与齐国同为山东半岛的诸侯国，但其历史与地位与齐国截然不同。
纪国是夏商时期延续下来的古国，国君为姜姓（与齐国同宗，皆源自神农氏），国民多为东夷人，都城位于今山东潍坊寿光一带，距离齐国都城临淄仅45公里，比莱国更靠近齐国核心区域。
随着齐国的崛起，纪国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齐国拥有“征伐特权”，且领土不断扩张，纪国担心自己会成为齐国的“下一个征服目标”。这种“生存焦虑”，让纪国国君纪炀侯决定“先发制人”，通过政治手段削弱齐国。
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纪炀侯谗言的具体内容，但结合当时的局势推测，其谗言可能包含两点核心：一是“齐哀公不遵王命”，指责齐哀公拒绝朝贡、私自兼并小国，违背周王室的政令；二是“齐哀公意图谋反”，编造齐哀公与戎狄部落勾结，企图推翻周王室的谣言。
对于周夷王而言，纪炀侯的谗言恰好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一方面，齐哀公确实有“不遵王命”的行为（如长期不朝贡），让夷王对其早已不满；另一方面，夷王担心齐国过于强大，会威胁王室统治，希望通过“惩罚齐哀公”来削弱齐国，同时震慑其他诸侯。因此，夷王未加核实便轻信谗言，下令将齐哀公召至王都，以“谋逆罪”将其烹杀。
烹杀齐哀公的行为，对西周政治秩序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1、打破诸侯不杀的传统：西周建立以来，虽有诸侯因叛乱被讨伐，但周王极少直接处死诸侯（多为废黜或流放）。夷王烹杀齐哀公，手段残忍，违背了“礼治”原则，让天下诸侯意识到“周王已无仁德之心”，对王室的敬畏之心进一步丧失。
2、引发齐国的怨恨：齐哀公是姜太公的四世孙，其被杀让齐国上下极为愤怒。齐胡公继位后，为躲避纪国与王室的威胁，被迫将都城从营丘迁至薄姑（今山东博兴一带），但齐国从未忘记“哀公之仇”。此后，齐国与纪国结下世仇，直至春秋时期，齐国最终灭掉纪国，才报了这百年之仇。
3、诸侯离心加剧：烹杀齐哀公后，诸侯们看清了周王室的“虚弱与残暴”——既无能力约束强大诸侯，又通过残忍手段对待有矛盾的诸侯。更多诸侯开始不再服从王室政令，甚至公开与王室对抗，西周的分封体系进一步瓦解，为后续“周厉王专利”“国人暴动”埋下了伏笔。
周夷王烹杀齐哀公，不仅是一场孤立的政治惨剧，更开启了齐国与纪国长达百年的世仇。这场恩怨从西周延续至春秋，深刻影响了山东半岛的政治格局，也成为齐国“称霸东方”的重要动力。
齐哀公被杀后，齐国陷入短暂的混乱。
齐胡公迁都薄姑，引发部分贵族不满（认为迁都示弱）。齐哀公的同母弟吕山（即齐献公）趁机发动政变，杀死齐胡公，将都城迁回营丘（后改名为临淄）。这场内乱让齐国实力暂时受损，无力立即报复纪国。
纪炀侯深知齐国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加强与周王室的联系，频繁向夷王、厉王进献贡品，试图借助王室的保护抵御齐国。同时，纪国还与鲁国、郑国等诸侯国结盟，形成“对抗齐国”的政治联盟。
周夷王、周厉王时期，王室自身陷入危机（厉王后期爆发“国人暴动”），已无力调解齐鲁矛盾。齐国与纪国的对峙逐渐从“政治对抗”转向“军事摩擦”，双方在边境地区频繁发生冲突，互有胜负。
进入春秋时期后，周王室进一步衰落，齐国则在齐桓公（姜小白）的带领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具备了彻底解决纪国的实力。
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使齐国经济、军事力量大幅提升，成为东方霸主，拥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影响力。
随着齐国的崛起，纪国的盟友鲁国、郑国逐渐倒向齐国，纪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纪国内部发生分裂，部分贵族投降齐国，进一步削弱了纪国的实力。
公元前690年，齐桓公以“为齐哀公复仇”为名，率军攻破纪国都城。纪国国君纪侯出逃（下落不明），纪国灭亡，其领土被齐国吞并。这场持续近200年的恩怨，最终以齐国的胜利告终。
灭纪之战不仅是齐国“复仇”的终点，更是齐国“称霸东方”的重要一步。通过灭掉纪国，齐国彻底控制了山东半岛中部地区，扩大了领土与影响力，为后续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奠定了基础。而这场恩怨的起点——周夷王烹杀齐哀公，也成为西周王室“失德失威”的标志性事件，被后世史书反复提及，警示统治者“轻信谗言、滥用刑罚”的危害。
公元前878年，周夷王姬燮在内外交困中去世，在位仅7年。他的儿子姬胡继位，即周厉王。夷王的统治，是西周从“衰落”走向“崩溃”的关键过渡。
夷王虽有“维护王室权威”的意愿，却缺乏相应的能力与手段。烹杀齐哀公不仅未能震慑诸侯，反而加剧了诸侯离心；讨伐太原之戎的胜利，也只是短暂的军事成果，未能扭转王室衰落的大局。
夷王去世时，西周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诸侯叛乱频发、戎狄侵扰不断、王室财政枯竭、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问题被周厉王继承，而厉王采取“专利”（垄断山林川泽之利）、“弭谤”（压制民众言论）的高压政策，最终引发“国人暴动”，导致西周进入“共和行政”时期，王权彻底旁落。
由于史料记载有限，后世对周夷王的评价存在争议。部分史书认为他“懦弱无能、轻信谗言”，是导致王室衰落的“昏君”；也有学者认为，夷王处于“王室衰落的必然阶段”，其行为是“试图挽救危局的无奈之举”，只是因能力不足而失败。
无论如何，周夷王姬燮的统治，标志着西周王朝已难以逆转衰落的命运。烹杀齐哀公的惨剧、诸侯离心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共同将西周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他留下的齐鲁世仇，不仅影响了山东半岛的政治格局，更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的重要背景，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