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周穆王（一）

周穆王姬满，生于约公元前1026年，卒于约公元前922年，乃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天子。公元前977年，周昭王在南征荆楚途中溺亡于汉水，太子姬满仓促继位，史称周穆王。彼时的周王朝，历经昭王三次南征，虽扩大了南方疆域，却也因“丧六师于汉”损耗了大量精锐军事力量，国内统治秩序亟待稳定。穆王继位之初，并未延续昭王“以武力扩张”的治国策略，而是敏锐地察觉到“统治阶层内部的制度松弛”是王朝隐患的核心，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改革，为西周盛世奠定根基。

穆王深知“治国先治官”，继位后首要任务便是选拔贤能大臣，重构高效的行政体系。他在众多宗室与贵族中，选中了君牙与伯同两位重臣，分别委以关键职务。

大司徒是西周时期掌管土地、民众与教化的核心官职，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稳定。君牙出身姬姓贵族，以“正直干练、体恤民生”闻名，穆王任命他担任此职，便是希望其能整顿土地制度、安抚战后百姓。穆王在任命时特意告诫君牙：“汝当以先王之法为纲，均土地、平赋税，勿使百姓流离，勿使豪强兼并。”君牙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重新丈量全国土地，修订赋税制度，将昭王南征中荒芜的农田重新分配给流民，短短数年便让西周的农业生产恢复元气。

太仆负责管理天子的车驾、马匹，同时承担“传达王命、协调诸侯”的重要职责，是天子与地方沟通的关键纽带。伯同心思缜密、忠诚可靠，且熟悉各地诸侯的情况，穆王选中他担任太仆，意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穆王对伯同的申诫更为严格：“王命所至，如朕亲临，汝当谨守职责，勿泄机密，勿误时限，若有诸侯不遵王命，当及时奏报，不可姑息。”伯同任职期间，建立了“驿站传信制度”，在全国主要交通要道设立驿站，配备快马与专人，极大提升了王命传达的效率，为后续穆王的军事行动与巡游提供了保障。

穆王对两位重臣的申诫，并非单纯的“训话”，而是通过明确职责、强调先王之法，将“制度治国”的理念贯穿于行政体系中，从根本上扭转了昭王时期“重武力、轻制度”的倾向。

除了整顿吏治，穆王还意识到“律法松弛”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的律法多为“习惯法”，缺乏系统的条文与明确的量刑标准，地方贵族常常凭借特权滥用刑罚，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为解决这一问题，穆王命令时任司寇的吕侯（又称甫侯）主持修订律法，最终制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有明确记载的成文法典——《吕刑》。

《吕刑》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明德慎罚”，即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同时明确了“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的具体量刑标准与适用范围，规定了“疑罪从无”“宽宥老幼”等原则。例如，法典中规定“对年老体弱、年幼无知者，即使触犯刑罚，也可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得随意定罪”。这些原则在当时极具进步性，不仅规范了贵族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的权益。

穆王在颁布《吕刑》时，特意召集诸侯于成周，向天下宣告：“刑罚者，非为虐民，乃为安邦。凡诸侯、大夫，皆当遵此律法，若有违法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严惩。”《吕刑》的颁布，标志着西周的法制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不仅巩固了穆王的统治，更为后世中国的法制体系奠定了基础，堪称“人类社会早期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经过数年的整顿，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天下安宁，诸侯来朝”，穆王也由此获得了诸侯与百姓的认可，为后续的军事扩张与西行巡游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周穆王在位期间，西周王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穆王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远大的战略眼光，开启了“南征北战”的扩张历程——北击犬戎、南平荆蛮、东定徐乱，将西周的疆域与影响力推向顶峰。

西周时期，北方的犬戎是王朝最主要的边患之一。犬戎是游牧部落，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时常南下侵扰西周的北方边境，掠夺粮食与奴隶。穆王继位初期，为消除北方威胁，决定对犬戎采取“主动攻势”，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征伐。

第一次征伐发生在穆王十二年，穆王亲自率领“西六师”北上，直抵犬戎的核心领地。犬戎部落虽勇猛善战，但缺乏统一的指挥与精良的装备，在西周大军的攻势下迅速溃败。穆王此次征伐大获全胜，俘获犬戎五王及大量牲畜、奴隶，将西周的北方边界向北推进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胜利之后，穆王并未对犬戎采取“安抚政策”，而是将俘获的犬戎贵族迁往中原，试图通过“同化”削弱犬戎的势力。

然而，这一举措却引发了犬戎各部的强烈不满。第二次征伐发生在穆王十七年，犬戎联合周边游牧部落，再次南下侵扰，穆王再次率军北上，虽再次击败犬戎，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西六师”损失近半，精锐兵力大幅消耗。更严重的是，两次征伐彻底激化了周人与犬戎的矛盾，犬戎从此“与周为敌，岁岁犯边”，西周的北方边境陷入长期战乱。为躲避犬戎的侵扰，穆王被迫将都城从镐京迁往西郑（今陕西华县），这成为穆王统治期间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后世西周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从战略角度来看，穆王北击犬戎的决策存在明显误判——他忽视了游牧部落“流动性强、韧性高”的特点，试图通过“军事打击+强制迁移”彻底解决边患，却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西周陷入“长期边防消耗战”，国力逐渐透支。

相较于北击犬戎的“战略失误”，穆王的南平荆蛮之举则更为成功。昭王南征虽未能彻底征服荆蛮，但也极大削弱了荆蛮的势力，为穆王的南征奠定了基础。穆王在位期间，先后两次南下征伐荆蛮，最终实现了荆蛮对周王朝的臣服。

第一次南征发生在穆王二十年，穆王率领“成周八师”与汉阳诸侯联军，沿昭王南征的路线南下，直抵江汉腹地。此时的荆蛮，因昭王南征的打击，尚未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各部族分散作战，难以抵挡西周大军的攻势。穆王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先击破汉东地区实力较弱的荆蛮部落，再集中兵力围攻汉水中游的核心部落。周军的青铜兵器与战车在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荆蛮部落的石制武器根本无法抵挡，纷纷投降。此次南征，穆王不仅征服了江汉地区的荆蛮部落，还控制了铜绿山等战略资源地，进一步巩固了西周对南方的统治。

穆王三十七年，“荆人来贡”——荆蛮各部族派遣使者前往西郑，向穆王进献青铜、象牙、珍禽等南方特产，并承诺“岁岁朝贡，永不反叛”。这一事件标志着荆蛮正式臣服于周王朝，西周的南方疆域从汉水流域扩展至长江中游，影响力直达今湖南、江西一带。

西周的东方，以徐国为代表的淮夷部落始终是王朝的“心腹之患”。徐国是商代便存在的淮夷大国，实力雄厚，在周初曾追随武庚叛乱，被周公东征平定后，仍“时叛时服”。穆王在位期间，因长期专注于北击犬戎与南平荆蛮，对东方的管控有所松懈，徐国趁机崛起，再次发动叛乱。

关于徐乱的平定过程，史料记载存在两种不同说法，至今仍存争议：

穆王速归，雷霆平叛：据《史记·秦本纪》《史记·赵本纪》记载，徐戎（即徐国）趁穆王西行巡游之际，联合淮夷诸部发动叛乱，大军直逼东都成周，威胁周王朝的东方统治。穆王在西域得知叛乱消息后，急中生智，在善御者造父的协助下，乘坐造父驾驶的“八骏马车”，“日驰千里”，迅速返回都城。穆王回京后，立即调集“东八师”与诸侯联军，对徐戎发起反攻。徐戎虽势大，但面对穆王的精锐部队与雷霆攻势，很快溃败，徐国君主被俘，叛乱被平定。穆王在平定徐乱后，将徐国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子弟，彻底瓦解了徐国的势力。

《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则截然不同。书中称，徐夷的君长徐偃王“仁义著称”，率领九夷诸部侵扰宗周，兵力强盛，穆王“畏其势大，不敢交锋”，于是作出妥协，封徐偃王为“东方诸侯之长”，允许其管理淮夷诸部。然而，穆王并未真正放弃对东方的控制，而是暗中派遣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国出兵攻打徐国。楚文王（一说楚熊渠）接到请求后，立即举兵北上，进攻徐国。徐偃王“不忍百姓遭受战乱之苦”，主动率领部众撤走，徐国从此衰落。

尽管两种记载差异较大，但“穆王平定徐乱”的核心事实是明确的。无论过程如何，穆王最终稳定了东方秩序，将淮夷诸部纳入周王朝的统治体系。平定徐乱后，穆王并未停下扩张的脚步，而是继续东进，率领大军抵达九江（今江西九江一带），进一步扩大了西周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力。

周穆王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历，莫过于他的西行巡游。西晋时期，汲冢古墓出土的《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以编年体的形式，详细记载了穆王西行巡游的历程。这部典籍虽掺杂了大量神话色彩（如穆王与西王母会面的情节），但结合考古发现与地理考证，其记载的核心路线与事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为我们还原了西周时期一次规模宏大的“跨国旅行”。

穆王西行的背景，与他“探索未知、彰显周威”的雄心密切相关。经过初期的整顿与军事扩张，西周王朝国力强盛，穆王不仅希望通过西行“震慑西方诸侯与游牧部落”，还渴望探索“中原之外的世界”，寻找传说中的“西王母之国”与“昆仑仙境”。此外，西行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西周的青铜资源虽主要依赖南方的铜绿山，但西方的玉石、良马等资源也极具价值，穆王希望通过西行建立与西域部落的贸易联系，获取稀缺资源。

为确保西行顺利，穆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任命造父为“御夫”（驾车官），造父是当时最著名的善御者，驯养了八匹日行千里的骏马（即“穆王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同时组建了一支由宗室贵族、士兵、工匠、史官组成的庞大队伍，携带大量的丝绸、青铜礼器、粮食等物资，作为“馈赠品”与“交换品”。

根据《穆天子传》记载，穆王的西行之旅始于西郑（今陕西华县），历时约两年，足迹遍布今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甚至跨越昆仑山脉，抵达中亚地区，堪称“古代旅行史上的壮举”。其主要经历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穆王从西郑出发，沿渭水西行，经今陕西宝鸡、甘肃天水，进入宁夏境内，随后北上至河套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此处是犬戎与其他游牧部落的交汇处，穆王在此与当地部落首领会面，赠送丝绸与青铜礼器，换取良马与皮毛，并与部落达成“互不侵扰”的协议，暂时稳定了北方边境。

离开河套地区后，穆王沿黄河西行，进入河西走廊（今甘肃境内）。此处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分布着多个绿洲部落。穆王沿途拜访了焉支山、祁连山一带的部落，观赏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并在祁连山脚下举行了祭祀活动，祈求上天保佑西行顺利。据记载，穆王在河西走廊还获得了大量的玉石（河西走廊的昆仑山是古代著名的玉石产地），这些玉石后来被运回中原，用于铸造礼器与装饰宫殿。

西行的核心阶段，是穆王跨越昆仑山（今新疆昆仑山），抵达西域的“西王母之国”。《穆天子传》对这一情节的记载充满神话色彩：西王母是西域部落的女首领，“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可能是对部落首领服饰与习俗的夸张描述）。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穆王赠送西王母“锦组百纯、黄金百镒”，西王母则回赠穆王“玄玉膏”（可能是当地的珍贵药材）。两人还一同游览了昆仑山的仙境，西王母为穆王吟诵诗歌：“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则回应：“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这段记载虽充满传奇色彩，但也反映了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部落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

会见西王母后，穆王因国内“徐乱”的消息传来，决定东返。东返路线与西行路线基本一致，穆王沿途再次拜访了此前会面的部落，巩固了与西域的联系。回到中原后，穆王将西行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命史官整理成《穆天子传》，并向诸侯展示西行带回的玉石、良马等物资，彰显周王朝的“天威”。

穆王的西行巡游，虽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与“个人探险性质”，但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行过程中，穆王与北方、西方的游牧部落达成和解，暂时缓解了边患；同时建立了与西域部落的联系，扩大了西周的政治影响力，使“周威远播西域”。

西行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交流——中原的丝绸、青铜技术传入西域，西域的玉石、良马、药材传入中原，丰富了双方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穆王的西行也推动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为后世“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早期基础。

《穆天子传》作为第一部详细记载中原王朝与西域交往的典籍，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的地理、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尽管其中掺杂神话，但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周穆王在位约55年，是西周历代君主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的统治时期，是西周王朝的“鼎盛时期”——通过初政的整顿，稳定了国内秩序；通过南征北战，扩大了王朝疆域；通过西行巡游，彰显了周威，推动了文化交流。他颁布的《吕刑》，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源头；他的军事扩张，将西周的疆域推向“东到大海，西至昆仑，南抵江汉，北达阴山”的顶峰；他的西行之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探索未知、对外交流”的典范。

然而，穆王的统治也存在明显的过失：北击犬戎的战略误判，导致西周与犬戎长期对立，北方边患加剧，国力逐渐透支；长期的军事扩张与西行巡游，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后世西周的衰落埋下隐患。此外，穆王晚年“好大喜功”，对诸侯的控制逐渐减弱，导致地方贵族势力开始崛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出现松动。

尽管如此，周穆王仍是西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君主。他的一生，充满了“开拓与探索”的精神，既是西周盛世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古代传奇君主的代表。他的故事，通过《穆天子传》等典籍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兼容并蓄”精神的早期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