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开疆拓土

周文王在“诸侯拥戴下称王”的第二年（史称“文王受命二年”），周国已呈现出“国富兵强”的鼎盛景象——经过多年治理，岐周地区粮食储备足以支撑十万大军五年之用，手工业作坊能批量打造青铜兵器与战车，军队在吕尚（姜子牙）的训练下，形成了“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精锐战力，更重要的是，“虞芮息讼”后归附的诸侯已达六十余国，周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均具备了“征伐四方”的基础。

此时的周文王，虽已确立“伐商”的长远目标，却深知“后方不稳，难图大业”——周国的北方盘踞着犬戎部落，西方则有密须国（今甘肃灵台一带），这两大势力虽未直接与周国开战，却时常袭扰周国边境，掠夺粮食与人口，若贸然东进伐商，极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周文王将“解除北方、西方威胁”列为首要战略任务，而第一个征伐目标，便是实力最强的西方部落——密须。

密须国是西方羌族部落建立的方国，凭借“泾水流域肥沃土地”与“易守难攻的山地地形”，逐渐发展壮大：其军队以“骑兵为主”，士兵擅长山地作战，曾多次击败周边部落，甚至敢公然截留周国与西域的贸易商队；更重要的是，密须国暗中与商朝勾结，接受纣王赐予的“方伯”封号，成为商朝监视周国的“西部眼线”，对周国西部门户构成直接威胁。

文王受命三年，一切准备就绪后，周文王任命吕尚为“三军统帅”，亲自坐镇后方调度粮草与援军，率领五万周军向密须进发。此次出征，周军展现出远超其他诸侯的“专业化战力”。

周军按照“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编制行进，沿途不侵扰百姓、不踩踏农田，与密须军队“劫掠为生”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密须国“依托山地设防”的策略，吕尚并未强行进攻，而是派少量骑兵佯攻，吸引密须军主力，再率主力部队绕至密须国后方，切断其粮草补给线；同时，他利用密须军“轻敌冒进”的弱点，在泾水岸边设下埋伏，待密须军追击时，以“车兵冲击、步兵围歼”的战术，一举击溃密须军主力。

周军攻克密须国边境城池后，并未屠杀俘虏，而是向密须百姓宣传“文王仁德”，承诺“免除三年赋税、保留原有部落习俗”，许多密须部落首领见周军“不嗜杀、重民生”，纷纷主动投降。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周军最终攻克密须国都城，杀死负隅顽抗的密须国君，将密须国领土纳入周国版图。此次伐密须之战，不仅解除了周国的西方威胁，更打通了周国与西域的贸易通道，为后续“获取西域良马、增强骑兵战力”奠定了基础；同时，周国“仁义之师”的形象进一步传播，西方多个小部落主动归附，周国西部疆域扩展至陇东地区（今甘肃庆阳一带）。

解除西方威胁后，周文王将战略重心转向“东部”——东部的邘国（今河南沁阳）与崇国（今陕西户县），是商朝设置在“西部门户”的两大军事重镇，也是周国东进伐商的“必经之障”。邘国控制着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崇国则占据着渭水下游的平原地带，两国互为犄角，若不攻克，周国军队根本无法顺利抵达商朝都城殷都（今河南安阳）。

文王受命五年，周文王亲自率军征伐邘国。邘国虽国力不及密须国，却凭借“地势崎岖、防御严密”的优势，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邘国都城建在沁水岸边的山丘上，城墙高达三丈，墙外挖掘了宽两丈的护城河，城内囤积了足够一年使用的粮草，还配备了“投石机”“连弩”等重型防御武器；此外，邘国国君还向商朝求援，商朝派遣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协助防守，进一步增强了邘国的防御力量。

面对坚固的城池与援军，周文王并未退缩，而是制定了“长期围困、伺机破城”的策略：

周文王亲自来到城下，与士兵一同搭建营寨、巡查防线，甚至在攻城时亲自擂鼓助威。士兵们见国君“与士卒同甘共苦”，士气大振，纷纷主动请战；

- 断援困城，消耗实力：周文王派吕尚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在邘国与商朝援军的必经之路设伏，成功击败商朝援军，切断了邘国的外援；同时，周军封锁了邘国都城的所有出入口，严禁粮食、水源进入城内，随着时间推移，邘国城内逐渐出现“粮荒”，士兵战斗力大幅下降。

在围困两个月后，周文王见邘国守军已疲惫不堪，下令发起总攻。周军动用了“冲车”（撞击城门的重型武器）、“云梯”（攀爬城墙的工具）等攻城器械，同时派弓箭手压制城上守军。周文王亲自指挥主力部队进攻城门，在周军的猛烈攻势下，邘国都城城门最终被攻破，邘国国君被俘，邘国领土被纳入周国版图。

攻克邘国后，周国不仅控制了黄河中游的渡口，更将势力范围推进至商朝的“核心统治区边缘”，为后续伐崇、伐商打开了东进通道。

　　文王受命六年，周文王将征伐目标锁定为“实力最强的崇国”。崇国是商朝的“同姓诸侯国”，国君崇侯虎是纣王的亲信，也是“曾进谗言陷害周文王”的罪魁祸首。崇国不仅拥有“三万精锐军队”，还修建了当时最坚固的城池——崇国都城城墙高达四丈，墙外环绕着三重护城河，城内设有“粮仓、武器库、蓄水池”，堪称“固若金汤”；此外，崇侯虎还联合了周边多个商朝附属国，约定“若崇国遇袭，各国出兵相助”，妄图凭借“兵力与城池优势”抵御周军。

为确保灭崇之战的胜利，周文王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精心筹备：

周文王召集归附的诸侯，共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联军，其中周国主力五万，诸侯援军五万；同时，他任命吕尚为联军统帅，闳夭、散宜生为副将，明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

周文王派间谍潜入崇国，摸清了崇国的****、粮草储备、援军路线；针对崇国“城池坚固、援军众多”的特点，吕尚制定了“先打援军、后攻都城”的战术——先派诸侯联军抵御周边附属国的援军，再集中周国主力攻打崇国都城。

舆论造势，争取民心：周文王在出兵前，发布了“讨崇檄文”，列举崇侯虎“谄媚纣王、残害百姓、勾结外敌”的罪行，宣称“伐崇是为天下除害、为百姓谋福”；同时，他承诺“攻克崇国后，释放所有奴隶、减免崇国百姓五年赋税”，赢得了崇国百姓的暗中支持。

灭崇之战打响后，周军按照既定战术行动：

诸侯联军在崇国周边设伏，成功击败前来增援的商朝附属国军队，切断了崇国的外援。

周国主力部队对崇国都城发起猛攻，吕尚先派工兵填平护城河，再用冲车撞击城门，同时派弓箭手压制城上守军。

 崇侯虎见援军被灭、城门即将被攻破，亲自率军出城迎战，周文王亲自督战，周军将士奋勇杀敌，最终击败崇军，俘虏崇侯虎。

周军攻克崇国都城后，严格遵守周文王的承诺，释放奴隶、开仓放粮，崇国百姓纷纷欢呼雀跃，主动归附周国。

灭崇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周国彻底扫平了“东进伐商”的所有障碍——崇国作为商朝在西部的“最大屏障”，其灭亡让商朝失去了“西部防线”，周国从此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东进”；同时，崇国占据的渭水下游平原，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为周国后续“迁都、发展国力”提供了理想之地。

　　灭崇之战结束后，周文王做出了一个影响周国未来的重大决策——迁都丰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沣河西岸）。此前，周国的都城一直在岐周（今陕西岐山），岐周虽地处西部，易守难攻，却也存在“远离中原、不利于东进伐商”的弊端；而崇国故地的丰邑（后改称丰京），则具备“得天独厚的建都条件”：

丰京位于渭水平原腹地，东接黄河中游，西连岐周故地，南邻汉江流域，北靠黄土高原，既是“交通枢纽”，又能“四面防御”，便于周国控制东部、南部诸侯，也便于后续东进伐商。

丰京周边地势平坦，渭水、沣水穿境而过，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程度远超岐周，能承载更多人口与农业生产，为周国“扩充兵力、储备粮草”提供了物质基础。

丰京距离商朝都城殷都的距离，比岐周近了三百余里，周国军队从丰京出发，可在十天内抵达殷都周边，大大缩短了“伐商行军时间”，具备了“突袭商朝”的战略优势。

周文王对丰京的建设极为重视，亲自规划都城布局。

丰京都城城墙按照“防御与象征并重”的原则修建，城墙高达三丈、宽两丈，墙外挖掘护城河，城内划分“宫城区、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区、商业区”，布局规整，功能齐全。

在丰京都城中心，周文王下令修建了一座高达五丈的灵台。灵台不仅是“观测天象、占卜吉凶”的场所，更是周国“国力与王权”的象征——灵台顶部设有观测台，可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底部则设有“议事堂”，周文王在此召集诸侯、商议国事。灵台的建成，向天下诸侯彰显了周国“统一天下”的雄心。

为吸引人口迁入丰京，周文王颁布政策：“凡迁往丰京的百姓，可获得一亩耕地、免除一年赋税；手工业者可获得作坊、减免三年徭役；商人可免费使用市场摊位、免除关税。”政策颁布后，岐周故地、崇国旧地乃至周边诸侯的百姓纷纷迁往丰京，丰京很快发展成为拥有五万人口的“大国都城”。

迁都丰京后，周国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丰京成为诸侯朝贡的中心，归附的诸侯定期前来朝见周文王，周国“天下共主”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丰京的农业产量大幅提升，粮食储备足以支撑二十万大军；手工业（青铜铸造、纺织、制陶）规模扩大，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至南方的江汉流域。

周文王在丰京设立“学宫”，召集天下贤才整理典籍、传授知识，《周易》的部分篇章便是在此时完善，周国的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迁都丰京后，周文王并未停下“扩张”的步伐，而是将目光投向“南方”——南方的江汉流域、汝水流域，分布着众多蛮夷部落与小诸侯，这些势力虽不直接隶属于商朝，却也未归附周国；若能将其纳入势力范围，周国不仅能获得“南方的粮食、铜矿资源”，还能从“南方迂回包抄商朝”，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

为此，周文王采取“军事威慑与仁德感召并重”的策略，向南扩张：

对于“拒不归附、侵扰周国边境”的蛮夷部落（如荆楚部落），周文王派吕尚率领骑兵部队南下，以“快速突袭”的战术，迅速击败叛乱部落，将其领土纳入周国势力范围；同时，周军在南方修建军事据点，派驻军队驻守，确保南方边境稳定；

对于“愿意归附”的南方诸侯与部落，周文王采取“怀柔政策”——保留其原有首领的统治地位，仅要求“定期朝贡、出兵助战”；同时，派遣周国官吏前往南方，传授“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帮助南方发展生产。许多南方诸侯见周国“不恃强凌弱、真心助其发展”，纷纷主动归附，周国南方疆域扩展至长江流域。

与此同时，周文王对北方的犬戎部落采取“安抚为主、防御为辅”的策略：他派使者前往犬戎部落，赠送“丝绸、粮食”等礼物，与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在北方边境修建长城（早期夯土长城），派驻军队防守，确保北方边境安宁。

经过多年的征伐与扩张，周国的势力范围已涵盖“西部的陇东、东部的黄河中游、南部的长江流域、北部的渭水上游”，控制的土地面积超过商朝的两倍，归附的诸侯多达八十余国，真正形成了《论语·泰伯》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与人口，已纳入周国的势力范围，周国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朝在纣王的统治下，正一步步走向衰落：政治上，纣王滥杀忠臣（如比干）、重用奸佞（如费仲、尤浑），朝堂上下人心涣散；经济上，纣王为满足“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加重赋税，百姓困苦不堪，大量奴隶逃亡至周国；军事上，商朝主力部队被牵制在东方（平定东夷叛乱），西部兵力空虚，根本无力抵御周国的进攻；外交上，商朝的附属国纷纷归附周国，纣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的周国，已具备了“伐商灭商”的所有条件——雄厚的国力、强大的军队、广泛的诸侯支持、有利的战略态势；而周文王虽未亲自率军伐商，却通过“征伐四方、迁都丰京、南拓北抚”的一系列举措，为后续周武王“牧野之战”灭商建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文王的霸业，不仅是“武力征伐”的结果，更是“仁德治国”的胜利，他所开创的“周室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德服人、以仁治国”的典范，影响后世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