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断讼称王

商周之际，虞国（今山西平陆）与芮国（今陕西大荔）虽同为商朝册封的诸侯国，却因“疆土边界”与“黄河渡口控制权”的纠纷，积怨多年。两国接壤地带的土地肥沃，又坐拥黄河重要渡口——此渡口是西部诸侯与商朝贸易的必经之路，谁掌控渡口，便能获得丰厚的关税收益。为此，虞国与芮国多次爆发冲突：先是芮国强行占据渡口，收取高额关税；后是虞国派兵夺回渡口，还侵占了芮国的几处耕地。双方互不相让，甚至动用武力，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争端。

当时，商朝国力衰退，纣王沉迷酒色，对诸侯纷争置之不理；其他诸侯或因“实力不足”，或因“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均拒绝出面调解。就在两国准备“倾尽全国兵力决战”之际，有大臣向两国君主提议：“西伯姬昌在周国广施仁德，百姓安居乐业，诸侯皆服，不如前往周国，请西伯为我们裁决，想必他能给出公正结果。”虞、芮两国君主虽对姬昌心存疑虑，却也无更好办法，便各自派遣使者，带着随行人员，前往周国寻求仲裁。

当虞、芮使者踏入周国境内时，他们心中满是“戒备与揣测”——在他们的认知里，大国君主多“恃强凌弱”，此次求断，或许还要付出“贿赂”才能获得公正。然而，眼前的景象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从边境到岐周都城的路上，使者们看到，周国百姓相遇时，无论老少，都会相互谦让——年轻人力争让老年人先行，读书人主动为农夫让路，商贩之间交易时“童叟无欺”，甚至连孩童玩耍时，都遵循“长幼有序”的规则，从不争抢玩具。

在田间，农夫们耕作时“互助互利”，谁家劳动力不足，邻里便主动帮忙；在村落里，家家户户敞开院门，无需担心盗窃；遇到行人问路，村民们会热情指引，甚至邀请其进屋歇息、饮水。

抵达岐周都城后，使者们看到，周国官员出行时“轻车简从”，从不扰民；百姓若有诉求，可直接前往“议事堂”申诉，官员会耐心倾听，当场给出答复；就连姬昌的侍从，也待人温和，无半分“权贵傲慢”。

这一幕幕和谐景象，让虞、芮使者深受触动。他们驻足街头，看着周国百姓“谦和有礼、互帮互助”的模样，不禁想起自己国家因“争地、争渡口”而兵戎相见、百姓流离的场景，心中满是惭愧。一位虞国使者叹息道：“我们两国为了一点土地和利益，争斗不休，甚至要牺牲百姓性命，而周国人却能彼此谦让，连日常相处都守礼守德。若我们再继续争下去，不仅会被周国百姓耻笑，更是对‘诸侯道义’的践踏，又有何颜面寻求西伯裁决？”

芮国使者也点头附和：“西伯无需多言，仅看周国的风气，便知他的仁德。我们此次前来，本是为‘争利’，如今看来，‘礼让’才是正道。不如我们主动和解，将争议土地划为‘公共牧场’，渡口由两国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岂不比争斗更好？”

两位使者达成共识后，未再前往朝堂拜见姬昌，便各自返回国家。虞、芮两国君主听闻使者的描述与提议后，也深受触动，当即同意“和解”——他们不仅划定了公平的边界，还将争议渡口改为“免税通商口岸”，促进了两国贸易发展。

“虞芮息讼”的消息，如同“春风拂过草原”，迅速传遍天下诸侯。诸侯们听闻后，纷纷感叹：“西伯无需出兵，仅凭‘仁德之风’便能化解诸侯纷争，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

此后，越来越多的诸侯遇到纠纷时，不再寻求商朝裁决，而是主动前往周国，请求姬昌调解。

邘国与邢国因“水源分配”争执时，姬昌亲自前往两国边境，勘察水源后，提出“分季节供水”的方案，既满足了邘国的农业灌溉需求，也保障了邢国的生活用水，两国君主心悦诚服。

蜀国与巴国因“盐矿归属”爆发冲突时，姬昌派遣使者前往调解，提议“盐矿由两国共同开采，收益平分”，还帮助两国修建了“盐道”，促进了两地经济交流，化解了多年恩怨。

每一次调解，姬昌都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更不借机“谋取私利”，仅以“化解矛盾、促进和平”为目标。渐渐地，诸侯们不仅将姬昌视为“纠纷裁决者”，更将他视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当时，商朝统治愈发残暴，纣王滥杀无辜、加重赋税，诸侯们早已心生不满，而姬昌的“仁德”与“公正”，恰好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在“虞芮息讼”后的两年里，先后有“四十余国”派遣使者前往周国，表示“愿归附西伯，听从号令”。此时的姬昌，虽名义上仍是商朝的“西伯”，却已拥有了“天下诸侯共主”的实际地位。

在诸侯们的“再三恳请”下，姬昌于岐周举行了“称王大典”，史称“周文王”。大典当天，诸侯们纷纷前来庆贺，献上本国的珍宝与特产；周文王则在大典上宣布：“吾必承先祖之德，继仁德之路，保百姓安宁，护诸侯和睦，共抗暴政，以安天下。”这一宣言，不仅确立了周文王“天下共主”的地位，更明确了周国“以仁德伐商”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周文王在称王之后，将虞、芮两国使者当年驻足感悟“仁德”的地方，命名为“告邑”。“告”意为“告知天下”，“邑”为“城邑”，“告邑”的命名，既是为了纪念“虞芮息讼”这一标志性事件，也是为了向天下宣告：周国将以“仁德”为核心，追求和平、和谐的秩序，成为诸侯与百姓的“庇护之地”。“告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周国的重要城邑，成为“仁德治国”的象征，吸引了更多百姓与贤才前来归附。

周文王晚年时，深知“伐商大业非一日之功”，为了让儿子周武王（姬发）继承自己的理念，完成“灭商建周”的使命，他写下了《保训》一文，作为留给周武王的“政治遗嘱”。这篇文献后来被收录于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得以重见天日，为我们揭示了周文王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中道”。

在《保训》中，周文王以“舜的事迹”为核心，向周武王阐释了“中道”的起源与内涵：“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的核心，是周文王通过舜的经历，告诉周武王：舜原本是民间的普通农夫，却始终“追求中道”——他亲自耕作，深入了解百姓的需求，从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处理事务时，会从“上下远近”各个角度考察，顺应阴阳变化的规律，不偏不倚；获得“中道”后，他言行一致，始终保持谨慎不懈的态度，最终因“仁德与中道”得到尧的认可，继承了尧的君位。

周文王所倡导的“中道”，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一套完整的“处世哲学与治国理念”，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对己要自我省察，坚守本心。“中道”要求君主与臣子“常自省”，如舜“自稽厥志”，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仁德”，是否顺应百姓需求，不被私欲与偏见左右；

对人要公正无私，兼顾各方。处理人际关系与诸侯纠纷时，要“不偏不倚”，如周文王调解虞芮之争、邘邢水源之争时，既不偏袒强国，也不忽视弱国，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赢”。

对事要顺应规律，灵活应变。治理国家与应对天下大势时，要“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即顺应自然规律（如农业生产的季节变化）与社会规律（如民心向背），既不盲目冒进，也不保守退缩，灵活调整策略。

“中道”思想不仅是周文王对舜的治国智慧的继承，更是他结合周国发展经验的“创新”，对周国的崛起与后来西周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指导对商策略方面，要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周文王时期，周国实力虽强，却仍不足以与商朝正面抗衡。为此，他践行“中道”——既不与商朝“硬碰硬”（避免过早引发商朝警惕），也不“依附妥协”（暗中发展实力，联合诸侯）。他通过“献地废炮烙”赢得民心，通过“调解诸侯纷争”扩大影响力，通过“发展农业与军事”增强国力，最终在“时机成熟”时，由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灭商。

它奠定周人治国理念：以仁政为基，中道为纲。周文王将“中道”融入治国的方方面面——政治上，实行“德治”，选拔贤才（如吕尚、散宜生），倾听百姓诉求；经济上，推行“九一而助”的井田制，既保障国家税收，又减轻百姓负担；文化上，倡导“礼义廉耻”，以道德教化百姓，使百姓“自觉守序”。这些理念被周武王继承，成为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的思想基础，保障了西周数百年的稳定。

它开启儒家思想渊源——仁德与中道的传承。周文王的“中道”思想，与“仁德”理念相结合，成为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大力倡导“中庸之道”（即“中道”的发展），强调“过犹不及”“和而不同”，这与周文王“顺测阴阳、不偏不倚”的理念一脉相承；孟子主张“仁政”，也深受周文王“怀保小民”“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保训》中的“中道”思想，是中国古代“德治”与“中庸”思想的“起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虞芮息讼”的仁德感化，到“告邑”命名的象征意义，再到《保训》中“中道”思想的传承，周文王以“德”立威，以“智”谋国，不仅为周国崛起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的故事与智慧，至今仍是“以德治国、以和为贵”的典范，闪耀着跨越千年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