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牢狱之灾
在姬昌的治理下，周国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从“西部偏安部落”蜕变为“实力比肩商朝的方国”——疆域上，周族势力东抵黄河中游（今河南洛阳一带），南达江汉流域（今湖北襄阳），西至陇东（今甘肃庆阳），北接戎狄（今陕西榆林），控制区域方圆千里，远超其他诸侯；经济上，“九一而助”的井田制让粮食储备充盈，“无关税”的商业政策使岐周、丰邑成为西部贸易枢纽，手工业（青铜铸造、纺织）技术甚至超越商朝；军事上，在吕尚的训练下，周军已扩充至五万余人，拥有战车千乘，战斗力远超周边部落与商朝的地方军队；民心与外交上，姬昌“仁德布天下”，归附的诸侯多达四十余国，连商朝内部的部分贵族（如微子、比干）也暗中与周族通好。
周国的崛起，如同一颗“新星”在诸侯格局中升起，彻底打破了“商朝独霸天下”的平衡，也让商朝统治阶层陷入“恐慌与不安”。彼时的商纣王，虽沉迷酒色、荒废朝政，却对“威胁王权”的势力极为敏感；而他身边的亲信大臣，多为“阿谀奉承、嫉贤妒能”之辈，其中以崇国诸侯崇侯虎最为典型。
崇侯虎出身商朝贵族，封地崇国（今陕西户县）紧邻周国，既是商朝监视周族的“前沿据点”，也是他与姬昌“明争暗斗”的战场。他深知，姬昌的“仁德”与周国的“强大”，不仅威胁商朝统治，更会挤压崇国的生存空间——此前，周族征服密须、犬戎时，曾多次要求崇国“协同出兵”，崇侯虎因不愿削弱自身实力而拒绝，姬昌虽未追责，却也让他心生忌惮。此外，崇侯虎素来“残暴好利”，其统治下的崇国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周国“安居乐业”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常有崇国百姓逃往周国，这让他对姬昌更加嫉妒。
为遏制周国发展，崇侯虎决定向商纣王进谗言。他特意前往殷都，在纣王的酒池肉林宴会上，故作忧心忡忡地说道：“陛下，臣近日听闻一事，寝食难安——那西伯姬昌在西方广施仁义，劝农桑、减赋税，百姓对他感恩戴德，甚至称他为‘圣人’；周边诸侯也纷纷归附，连原本臣服商朝的芮国、虞国，如今也只认姬昌，不认陛下您了！”说到此处，他故意停顿，观察纣王的神色，见纣王面露不悦，又接着添油加醋：“臣听闻，姬昌还暗中训练军队，与江汉流域的蛮夷部落结盟，其野心不小啊！若再放任他发展，恐怕用不了多久，诸侯都会背叛商朝，投靠周国，到时候陛下的天下可就危险了！”
商纣王本就对周国的崛起心存疑虑，经崇侯虎这番“挑拨”，更是怒火中烧。他虽荒淫无道，却也明白“诸侯叛离”意味着王权崩塌，当即拍案怒斥：“姬昌这匹夫，竟敢觊觎朕的天下！”随后，他想起先祖文丁曾用“召见软禁”的手段除掉季历，便决定效仿这一做法，以“商议国事”为名，召姬昌前往殷都，再将其囚禁，彻底断绝周国的威胁。
接到商纣王的“召见令”时，姬昌与吕尚、闳夭等大臣早已识破这是“鸿门宴”——他们深知，纣王此举必是受崇侯虎挑唆，意在囚禁姬昌，削弱周国。大臣们纷纷劝姬昌“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甚至提议“若纣王逼迫，便起兵反抗”。
姬昌却摇了摇头，冷静分析道：“若我拒绝前往，纣王便有借口出兵伐周，如今周军虽强，却仍不足以与商朝主力抗衡；若起兵反抗，更是会落下‘叛乱’的罪名，失去诸侯支持。不如我亲自前往殷都，既能稳住纣王，也能为周国争取发展时间。”随后，他任命吕尚“暂代西伯之职，主持周国政务”，叮嘱闳夭、散宜生“暗中联络商朝贵族，寻找脱困之机”，又嘱咐长子伯邑考“留守丰邑，安抚百姓，切勿轻举妄动”，做好万全安排后，才带着少量随从，前往殷都。
果不其然，姬昌抵达殷都后，未及面见纣王，便被士兵押往羑里（今河南汤阴）——这是商朝专门囚禁诸侯、贵族的监狱，地势险要，戒备森严，此前已有多位反抗纣王的诸侯在此殒命。身陷囹圄的姬昌，深知“急躁必亡”，他选择“韬光养晦”，故意表现出“消沉无斗志”的姿态：面对狱卒的刁难，他从不反抗；纣王派人前来试探，询问他“是否牵挂周国”，他总是回答“臣乃纣王之臣，只知效忠陛下，不敢妄念家国”；甚至在得知“崇侯虎派人在周国边境挑衅”时，他也严令随从“不得将消息传回周国，以免引发冲突”。这些举动，让纣王逐渐放松了警惕，以为姬昌已“被吓破胆，失去了争夺天下的野心”。
然而，表面“消沉”的姬昌，内心从未停止对“天下大势”的思考。在羑里的囚禁生活中，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对“伏羲八卦”的研究中——伏羲八卦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占卜之术，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蕴含着“万物相生相克、循环变化”的哲理。但伏羲八卦较为简略，仅能用于基础占卜，无法完全解释“社会变迁、王朝兴衰”的规律。
姬昌结合自己“治理周国、观察天下”的经验，对伏羲八卦进行了“深度演绎与阐释”。
他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将每个卦象与“人事”结合，衍生出“六十四卦”，每卦包含“卦辞”（解释卦象的含义）与“爻辞”（解释每一爻的吉凶），涵盖了“治国、修身、用兵、处世”等方方面面——例如“乾卦”，他用“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爻辞，隐喻“君子应顺应时势，待机而动”，这既是对自己“被囚待时”处境的写照，也为后来周族“伺机伐商”提供了战略思路。
在演绎八卦时，姬昌将“仁德”理念融入其中，强调“顺天应人”——他认为，王朝的兴衰并非“天命不可违”，而是取决于君主是否“施仁政、得民心”，如“坤卦”的卦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便是主张君主应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善待百姓，这与他治理周国的理念一脉相承。
他通过研究商朝兴衰与诸侯更替，在卦辞中总结出“物极必反”的规律，如“泰卦”象征“天下太平”，但“泰极否来”，提醒后人“居安思危”；“否卦”象征“世道混乱”，但“否极泰来”，暗示“只要坚守仁德，终能扭转局势”。
姬昌在羑里的七年囚禁时光（据《史记》记载，姬昌被囚长达七年），不仅完成了对伏羲八卦的演绎，奠定了《周易》的基础，更通过这部著作传递出“顺应时势、仁德治国”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道家思想的重要源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困境中坚守理想、创造智慧”的典范。
姬昌被囚羑里的消息传回周国后，朝野上下一片震动，大臣们心急如焚，却因“纣王戒备森严”而无从下手。此时，负责周国外交与财政的散宜生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前往殷都，营救西伯”。
散宜生深知，纣王“贪婪好色”，仅靠“言辞劝谏”绝无可能让他释放姬昌，必须用“重利”打动他。为此，他制定了一套“多管齐下”的营救方案。
一、 搜罗奇珍异宝：散宜生带领随从，历时一年，走遍天下，寻找能让纣王心动的宝物。他从西域（今新疆一带）购得“驺虞”——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形似老虎，却毛色雪白，性情温顺，象征“天下太平”，极为罕见；从北方戎狄部落求得“鸡斯之乘”——这是一种高大健壮的宝马，毛色乌黑发亮，日行千里，能负重千斤，是当时最顶级的战马；从骊戎国（今陕西临潼）获得“骊戎文马”——此马毛色斑斓，带有红色纹路，奔跑时如“天马踏云”，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还从周国的战马养殖场中挑选出“熊九驷”（三十六匹宝马，古代“驷”为四匹），这些马均为“日行千里、能征善战”的良驹，是军事战略物资；最后，他又前往有莘国（今河南开封一带），以“联姻”为条件，求得有莘国的两位美女——有莘国女子以“容貌秀丽、能歌善舞”闻名，是纣王最喜欢的类型。
二、以人质表诚意：散宜生明白，仅靠宝物还不足以让纣王完全放心，必须再献上“人质”，证明周国“无反叛之心”。他与吕尚、伯邑考商议后，决定以“伯邑考为人质”——伯邑考是姬昌的嫡长子，周国的继承人，将他送至殷都，既能体现周国的“诚意”，也能让纣王相信“姬昌即便获释，也不敢轻易与商朝为敌”。伯邑考深知此行凶险，却为了父亲与周国，毅然答应前往殷都。
三、联络商朝内应：在前往殷都前，散宜生暗中联络了商朝的两位大臣——费仲与尤浑。这二人是纣王的宠臣，虽“贪婪狡诈”，却也因“与崇侯虎争权”而心生嫌隙。散宜生向他们许诺，若能帮助释放姬昌，周国将“赠送双倍宝物”，并在未来“支持他们对抗崇侯虎”。费仲与尤浑见有利可图，便答应“在纣王面前美言”。
一切准备就绪后，散宜生带着宝物与人质，前往殷都。（按《封神榜》上所言，则是由周国太子伯邑考亲自率队而去的。）
他先将部分宝物赠予费仲与尤浑，让他们在纣王面前“吹风”。随后，在纣王的朝堂上，他将宝物一一献上，并跪地奏道：“西伯姬昌深知自己‘冒犯天威’，日夜愧疚，特命臣献上这些宝物与人质，恳请陛下赦免他的罪过，让他回归周国，继续为陛下镇守西部边疆！”
纣王看到宝物与人质，顿时打消了以前的怀疑。他喜出望外——盯着驺虞，感叹“朕从未见过如此稀有的瑞兽”；抚摸着鸡斯之乘与骊戎文马，笑得合不拢嘴；当看到有莘国的美女时，更是两眼放光，当即下令“将美女带入后宫”。他得意洋洋地对散宜生说：“仅此二女，便足以抵偿姬昌的罪过，何况还有这么多宝物！朕念在姬昌‘知错悔改’的份上，就赦免他吧！”
为了彰显自己的“大度”，也为了“安抚周国”，纣王不仅释放了姬昌，还特意赐给他“弓矢斧钺”——在商周时期，弓矢象征“征伐之权”，斧钺象征“生杀之权”，君主赐予臣子弓矢斧钺，意味着允许其“在辖区内自主征伐叛乱诸侯”，这相当于正式承认了姬昌“西部诸侯之长”的地位。
姬昌获释后，并未立即返回周国，而是先面见纣王，“假意谢恩”，表示“愿终身效忠商朝，永不反叛”，进一步麻痹纣王。待回到周国后，姬昌压抑多年的怒火与野心终于爆发——他深知，纣王的“赦免”不过是贪婪所致，商朝与周国的矛盾终究无法调和。此后，他以“弓矢斧钺”赋予的权力为依托，开始积极筹备“伐纣灭商”：一方面继续推行仁政，吸引更多诸侯归附；另一方面在吕尚的辅佐下，加紧训练军队，征服商朝的附庸国（如崇国、黎国），逐步蚕食商朝的势力范围。
羑里之厄，既是姬昌人生中的“低谷”，也是周国发展的“转折点”——姬昌通过“韬光养晦”躲过一劫，更因“演易”而凝聚了人心；周国则在七年的等待中积蓄了力量，为后来周武王“牧野之战”灭商建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