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敬王、元王

在商朝早期的王位传承链条中，小甲是衔接太庚治世与后续历史转折的重要君主。他姓子，名高，作为太庚的嫡子，自幼年起便遵循王室教育传统，学习甲骨文读写、祭祀礼仪与治国谋略。

不过，关于小甲的身份，史料中存在一处争议——《史记·三代世表》曾提及“小甲，太庚弟”，这一说法与主流的“父子传承”记载相悖。现代史学研究认为，这种争议可能源于商代“直系”与“旁系”王位继承的模糊性：太庚在位时，小甲或许因兄长早逝而被立为继承人，后世在梳理谱系时误将“子承父业”记为“弟承兄业”。

但无论身份争议如何，公元前1514年太庚去世后，小甲顺利继位，成为商朝第七任君主，这一点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可得到印证。

小甲继位时，商朝经太庚25年的治理，已形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诸侯归附”的局面。他深知自己的核心任务是“守成”——延续祖辈创下的基业，避免政策动荡。为此，小甲确立了“以亳为都、恪守祖制”的执政框架：亳都作为商朝开国以来的核心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文化与祭祀中心，小甲继位后未对都城进行迁移，而是对亳都的宫殿、宗庙与集市进行局部修缮，既节省了民力，又强化了“都城稳固即王朝稳固”的象征意义。

在具体治理中，小甲延续了太庚时期的“重农、恤民、整吏治”政策。在农业方面，他继承“庚渠”的水利遗产，组织民力对水渠进行疏通与扩展，将灌溉范围从东部平原延伸至南部丘陵地带，有效应对了继位初期的局部洪涝灾害；同时，他保留“新垦之田五年不征”的政策，鼓励百姓向边境地区开垦荒地，使得商朝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在民生方面，小甲严格控制王室开支，减少不必要的宴饮与祭祀规模，将节省的财物用于救济受灾百姓——据甲骨文记载，小甲在位第十年，西部羌部落因遭遇雪灾，大量牧民涌入商朝境内，小甲下令在边境设立“义仓”，为流民提供粮食与住所，既缓解了流民危机，也促进了羌部落与商朝的融合。

在政治与诸侯关系上，小甲采取“温和安抚”策略。对于按时朝贡的诸侯，他会根据其贡献大小给予赏赐，如将王室控制的奴隶、青铜器赏赐给有功诸侯；对于偶尔拖延朝贡的诸侯，他不轻易动用武力，而是派遣使者前往劝导，阐明“诸侯与王室共荣”的道理。这种策略虽未像商汤、太甲那样展现出强势权威，却在稳定诸侯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小甲在位17年间，未发生大规模诸侯叛乱，商朝的疆域基本保持稳定。

不过，小甲的统治也存在隐性隐患：他过于强调“守成”，缺乏制度创新，对朝堂中逐渐滋生的官员懈怠之风未能及时遏制；同时，随着商朝疆域扩大，地方诸侯的势力逐渐增强，小甲的“温和安抚”策略虽短期内稳定了局面，却也为后续诸侯割据埋下了伏笔。公元前1497年，小甲因病去世，在位共计17年，葬于狄泉（今河南洛阳附近），与沃丁、太庚的陵墓相邻。后世为表彰他“稳定王朝、守护祖业”的功绩，追谥其为“敬王”——“敬”在谥号中意为“小心恭事、善始善终”，精准概括了小甲“守成有余、创新不足”的统治特点。

小甲去世后，其弟雍己继位，商朝的历史迎来重要转折。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小甲被列为“旁系先王”进行祭祀——这一祭祀规格虽低于商汤、太甲等“直系先王”，却也表明后世对他“稳定王朝”功绩的认可，其名字与事迹得以通过甲骨文与文献传承下来，成为研究商朝中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小甲去世后，按照商朝“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雍己。雍己姓子，名密，作为太庚的次子、小甲的弟弟，其继位符合当时的制度规范，并未引发权力动荡。但与小甲的“守成治世”不同，雍己的统治成为商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他的昏庸失政，不仅削弱了商王室的权威，更导致诸侯割据、国力衰退，为商朝中期的动荡埋下了深重隐患。

雍己继位时，商朝的根基虽仍稳固，但已存在三大潜在危机：官员懈怠之风渐长、地方诸侯势力膨胀、民生问题开始显现。然而，雍己未能认识到这些危机的严重性，反而沉迷于享乐，荒废政事。他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扩建亳都的王宫与园林——在小甲修缮的基础上，雍己下令征调数万民夫，耗时三年扩建王宫，新增“琼室”（以玉石装饰的宫殿）与“酒池”（用于宴饮的大型水池），宫殿内的梁柱用青铜包裹，地面铺设丝绸，极尽奢华；同时，他还频繁举办宫廷宴饮，每次宴饮都要召集王公贵族与宠臣，饮酒作乐，通宵达旦，甚至因此荒废早朝。

为支撑奢华的王室开支，雍己打破了“什一而税”的祖制，将赋税提高到“什三而税”，同时增加诸侯的贡赋额度——要求诸侯每年除缴纳粮食、奴隶外，还需献上珍宝、美女与良马。赋税与贡赋的加重，给百姓与诸侯带来了沉重负担：民间出现大量因无力缴税而沦为奴隶的农民，部分地区甚至爆发小规模流民起义；诸侯则对雍己的苛政日益不满，开始以“天灾”“战乱”为由拖延或拒绝朝贡。据《史记·殷本纪》记载，雍己在位中期，“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原本按时朝贡的东方莱夷、南方荆楚等诸侯，连续数年未派人前往亳都朝贡，商王室的权威首次遭遇严重挑战。

面对诸侯的离心与民间的不满，雍己不仅没有反思自身过错，反而采取强硬手段压制：对于拒绝朝贡的诸侯，他派遣军队进行征讨，但由于商军长期缺乏训练（雍己荒废军事建设），再加上诸侯联合抵抗，征讨多次以失败告终；对于民间的流民起义，他下令“严惩不贷”，甚至采取屠城手段威慑百姓，这种残暴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商朝的统治基础愈发薄弱。

在朝堂治理上，雍己重用奸佞之臣，疏远正直官员。他身边的宠臣多为阿谀奉承之辈，这些人凭借雍己的信任，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甚至干预司法，制造冤假错案；而像咎单后代这样的正直官员，因多次劝谏雍己“减轻赋税、勤政爱民”，要么被罢官免职，要么被流放边疆。朝堂的混乱与官员的腐败，使得商朝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地方政务无人处理，水利设施因缺乏维护而废弃，农业生产逐渐停滞，商朝的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关于雍己的在位年数，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称其“在位十二年”，而《资治通鉴外纪》《通志》则记载为“在位十七年”。现代史学研究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古代文献的传抄错误——早期史料可能记载为“十二年”，后世在传抄过程中误将“二”改为“七”，形成两种不同说法。结合甲骨文卜辞中对雍己时期祭祀活动的记载，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在位十二年”（公元前1497年—公元前1485年）。

雍己去世后，关于继位者的身份，史料中也存在争议：传统文献（如《史记》）记载“雍己崩，弟太戊立”，认为太戊是雍己的弟弟；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显示，太戊在祭祀中的位次排在雍己之前，部分学者据此推测，太戊可能是雍己的兄长，因早年被分封到外地，雍己去世后才返回亳都继位。不过，无论继位争议如何，太戊的继位成为商朝由衰转兴的关键——他在位期间整顿朝政、重用贤臣，开创了“太戊中兴”的局面，与太甲、祖乙并称为商朝的“三示”（三位有重大贡献的君主）。

雍己去世后，葬于狄泉，后世追谥其为“元王”——“元”在谥号中本为“始建国都、道德纯一”之意，但此处的谥号更可能是后世对其“开启商朝衰落”的隐晦评价。雍己的统治，虽短暂却对商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昏庸失政，打破了商朝自太甲中兴以来的稳定局面，使得商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割据加剧，成为商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标志性时期；而他留下的烂摊子，也为太戊的“中兴”提供了反思与改革的契机，推动商朝在经历危机后重新走向稳定。

从历史脉络来看，小甲与雍己的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小甲的“守成”虽缺乏创新，却维持了王朝的稳定；雍己的“失政”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开启了商朝中期的动荡。这两位君主的统治，不仅是商朝历史的重要转折，更反映了早期王朝“君主德行决定国运”的特点——贤君则国运兴，昏君则国运衰，这一规律在后续中国古代历史中不断重演，成为后世君主治国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