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商朝复兴者——景王
在商朝中期的历史进程中，太戊是一位极具转折意义的君主。他姓子，名伷，在甲骨文卜辞中被记作“大太戊”“天戊”——“大”凸显其在位时间之长与功绩之重，“天”则暗含后世对其“承天命、兴王朝”的尊崇。从家族谱系来看，太戊的身份极为尊贵：他是商王太甲的孙子、太庚的儿子，小甲与雍己的弟弟，妥妥的王室直系血脉。这种出身让他自出生起便浸润在亳都王宫的奢华氛围中——每日听着青铜编钟奏响的雅乐，享用着来自各地的珍馐美味，身边围绕着侍奉的奴隶与教导礼仪的师傅，成长轨迹完全遵循“未来君主”的标准模式。
公元前1485年，雍己去世，太戊以“弟承兄业”的方式继位，成为商朝第九任君主。彼时的商朝，经雍己十二年的昏庸统治，早已不复太甲、太庚时期的繁荣：朝堂上奸佞当道，正直大臣或被罢官或被流放；地方上诸侯离心，莱夷、荆楚等势力多年不朝贡；民间则因赋税繁重、水利失修，流民四起，农业生产濒临停滞。面对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初登王位的太戊却并未展现出应有的责任感，反而陷入了“温柔乡”的迷醉之中。
继位初期的太戊，完全被王宫的奢靡生活裹挟。他下令扩建后宫，从各地挑选美女充实其中，每日与妃嫔们在“琼室”（玉石装饰的宫殿）中饮酒作乐，甚至常常因通宵宴饮而荒废早朝。为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他还打破雍己时期已有的赋税上限，进一步向百姓征收“贡赋”，要求地方官员进贡珍奇玉石、稀有兽皮与名贵木材——这些财物最终都被用于王宫的装饰与宴饮的挥霍。朝堂之上，太戊对阿谀奉承之臣极为信任，任命善于讨好自己的宠臣担任要职，而这些人掌权后，便勾结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将本就空虚的王室财政进一步掏空。
当时的亳都王宫，几乎成了“享乐之所”的代名词：白天，宫人们忙着准备宴席、排练歌舞；夜晚，宫殿内灯火通明，丝竹之声与欢笑声彻夜不绝。有正直的老臣曾冒死进谏，跪在王宫门前恳请太戊“以国事为重，体恤百姓疾苦”，却被太戊斥为“多管闲事”，甚至下令将其杖责后流放边疆。在这样的统治下，商朝的衰落之势愈发明显——边境传来诸侯异动的消息，民间流民起义的规模不断扩大，朝堂上无人敢提及“改革”“振兴”，整个王朝仿佛正一步步滑向覆灭的深渊。
太戊在位第七年（公元前1479年），一件违背自然规律的怪事，彻底打破了他沉迷享乐的状态——亳都的朝堂之上，竟然长出了桑树与谷子。要知道，桑树多生长在田野或农家院落，用于养蚕缫丝；谷子则是农田里的主要作物，依赖农耕培育。这两种本应在野外生长的植物，却从朝堂砖石的缝隙中钻出来，嫩绿的枝叶在庄严的朝堂上肆意伸展，谷穗甚至随着风轻轻晃动，形成了“桑谷共生于朝”的奇特景象。
这一现象在商朝引发了巨大震动。商代是一个“敬天事鬼”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天象、物象皆与国运相关”，任何异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示警”。朝堂作为商王理政、与诸侯议事的核心场所，更是被视为“国运象征”，如今竟有野生长于其中，在时人眼中，无疑是“王朝将亡”的不祥之兆。消息传到太戊耳中时，他正与宠臣在后宫宴饮，听闻此事后，酒意瞬间消散，内心被深深的恐惧攫住——他虽沉迷享乐，却也深知商朝“敬天”的传统，明白这一怪象绝非偶然。
就在太戊陷入恐慌、不知所措之际，时任卿士的伊陟主动站了出来。伊陟是开国功臣伊尹的儿子，自小受父亲熏陶，不仅精通治国之道，更深谙商代“以天命劝诫君主”的政治智慧。他早已对太戊的怠政深感忧虑，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劝谏时机，如今“桑谷共生”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扭转王朝命运的希望。
伊陟身着朝服，郑重地来到太戊的寝宫，面对仍在恐慌中的君主，他没有一味指责，而是以“天命”为切入点，恳切进谏：“陛下，臣闻‘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如今桑谷生于朝堂，此乃上天对陛下的警示啊！桑谷本是野外之木，却闯入君王理政之所，正如奸佞之臣占据朝堂、百姓疾苦无人问津一般——这都是因为陛下您沉溺享乐、疏于政事，德行有亏，才引得上天不满。若陛下仍不醒悟，继续荒废朝政，恐怕商朝的基业，就要毁在您的手中了！”
伊陟的话语字字恳切，又直击要害。太戊看着眼前的老臣，再想起“桑谷共生”的怪象，以及这些年王朝的衰败景象，心中翻江倒海。他虽对“德行有亏致上天示警”的说法将信将疑，但对王朝覆灭的恐惧、对祖先基业的愧疚，让他无法再忽视现实。当晚，太戊独自坐在寝宫，看着墙上悬挂的商汤、太甲的画像，彻夜未眠。他回想自己继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沉迷享乐、重用奸佞、压榨百姓……每一件都与“贤君”的标准背道而驰。最终，在愧疚与恐惧的双重驱使下，太戊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的警示，挽救商朝的命运。
从“桑谷共生”事件后，太戊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怠政作风，开启了“勤政修德”的统治新阶段。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顿后宫与朝堂：下令遣散部分不必要的妃嫔与宫中奴隶，减少王室开支；将此前重用的奸佞之臣全部罢官，有的甚至追究其贪污罪责，没收财产用于救济百姓。同时，他恢复了“早朝”制度，每日天不亮便起身前往朝堂，认真听取大臣们的奏报，哪怕是地方上的小事，也会仔细询问、反复商议，直至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为了弥补自己前期的过失，太戊将“体恤民生”作为施政核心。他首先下令废除雍己以来新增的所有赋税，恢复“什一而税”的祖制，减轻百姓负担；针对水利失修的问题，他亲自巡查黄河中下游地区，任命经验丰富的官员主持水利工程修缮，历时三年，不仅修复了被毁坏的“庚渠”，还新开挖了两条支流，覆盖了更多农田；对于流民问题，他推行“授田政策”，将王室控制的荒地分配给流民，提供种子与农具，鼓励他们重新回归农耕——这些举措实施后，商朝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仅用五年时间，粮仓便重新充盈，流民基本回归故土，民间对商王室的不满情绪也逐渐消解。
在政治改革方面，太戊深知“人才”是振兴王朝的关键。他打破了商代“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提出“举贤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出身，只要有才能、有德行，都能得到重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伊陟与巫咸的提拔。
伊陟作为伊尹之子，本就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在“桑谷共生”事件中又以“直谏”唤醒太戊，因此被太戊任命为相，总领朝政。伊陟掌权后，首先梳理了商朝的官僚体系，制定了“官员考核细则”：要求中央官员每两年考核一次，地方官员每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涵盖“政绩”“德行”“民生改善情况”三个维度，考核优秀者升官赏赐，不合格者降职或罢免。这一制度的推行，彻底扭转了雍己时期“官员懈怠”的风气，让朝堂重新焕发生机。
巫咸则是太戊发掘的另一重要人才。他本是民间的巫祝（负责祭祀、占卜的人），因精通天文、历法与占卜之术，且能通过观测星象预测节气变化，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被地方官员推荐给太戊。太戊与巫咸交谈后，发现他不仅懂天文，还对治国之道有独到见解，便破格任命他为“卿士”，让其参与朝政决策。巫咸上任后，一方面主持修订历法，将节气划分得更为精准，帮助农民更好地安排农耕；另一方面，他利用占卜的影响力，向诸侯传递“商王室已承天命、重振国运”的信号，缓解诸侯的离心倾向——在当时“敬天”的背景下，巫咸的这一举措，对拉拢诸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伊陟与巫咸的辅佐下，太戊还对商朝的“内服”与“外服”管理制度进行了优化。“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太戊在此设立“五方官”，分别管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政务，加强中央对核心区域的控制；“外服”是诸侯与附属国管辖的区域，太戊改变了雍己时期“强硬征讨”的策略，转而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对主动前来朝贡的诸侯，给予赏赐与封号；对仍持观望态度的诸侯，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前往安抚，阐明“王室复兴、共荣共赢”的立场；对极少数公然反叛的势力，则在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派军队征讨，以武力震慑。通过这一策略，原本离心的诸侯纷纷重新归附，商朝的疆域不仅恢复到太庚时期的规模，还进一步向西部、南部扩展，王朝的统治根基愈发稳固。
在太戊的勤政治理与伊陟、巫咸的辅佐下，商朝的经济在其统治期间迎来了显著的繁荣。农业领域，除了水利工程的修缮与“授田政策”的推行，太戊还重视农耕技术的推广——他下令让农官收集各地先进的耕作方法，如“垄作制”“沤肥法”等，编成《农训》一书，发放到各地方，指导农民生产。同时，他鼓励农民种植多种作物，除了传统的谷子、麦子，还引入了豆类、麻类等，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保障了粮食安全。据甲骨文记载，太戊在位中期，商朝的粮食年产量较雍己时期增长了近一倍，亳都的王室粮仓“巨桥仓”存储的粮食，足够支撑王室与军队五年的消耗。
手工业领域，青铜铸造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太戊下令在亳都、西亳（今河南偃师）等地扩建青铜作坊，召集全国技艺精湛的工匠，改进铸造技术——当时的工匠已能熟练运用“分铸法”，先铸造青铜器的附件，再将其与主体拼接，打造出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器物。从考古发现来看，太戊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丰富，涵盖礼器、兵器、农具、生活用具等，还出现了“四羊方尊”级别的精品（虽四羊方尊为晚商器物，但太戊时期的青铜工艺已为其奠定基础）。除了青铜铸造，纺织业、制陶业也蓬勃发展：纺织作坊能织出带有复杂花纹的丝绸，专供王室与贵族使用；制陶作坊则烧制出“白陶”，质地坚硬、色泽洁白，成为当时的名贵器物。
商业贸易也在太戊时期逐渐活跃起来。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太戊下令在亳都、殷（今河南安阳）等重要城市增设“市亭”（市场管理机构），规范交易秩序——市亭的官员负责制定商品价格标准、检查商品质量、调解商人纠纷，还会征收少量商业税，充实王室财政。当时的贸易不仅限于“内服”区域，还延伸到“外服”诸侯与周边部落：商朝的青铜器、丝绸通过商人运往东方的莱夷、南方的荆楚，换回当地的象牙、玉石、海贝（当时的货币）等物资。考古学家在山东、湖北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均发现了太戊时期的青铜器物，印证了当时贸易的广泛。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太戊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知“文化是王朝凝聚力的核心”，继位后便下令整理商朝开国以来的典籍——当时的典籍多以甲骨文或竹简形式保存，因年代久远，部分已破损或字迹模糊。太戊组织史官与学者，对这些典籍进行修复、抄写与汇编，形成了《商诰》《商训》两部重要文献：《商诰》收录了商汤、太甲等先王的训诫之言，《商训》则记载了商朝的典章制度与历史事件。这些文献不仅为后世君主提供了治国参考，也为商朝文化的传承留下了珍贵资料。
同时，太戊还重视祭祀制度的恢复与规范。商代的祭祀分为“祭天”“祭先王”“祭鬼神”三类，雍己时期因荒废政事，祭祀活动多流于形式。太戊继位后，重新制定了祭祀礼仪，规定每年的春分、秋分举行“祭天”大典，商王需亲自主持，祈求上天保佑国泰民安；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祭先王”仪式，缅怀祖先功绩，增强王室凝聚力；遇到重大决策或自然灾害时，则举行“祭鬼神”仪式，通过占卜寻求“天意”。这些祭祀活动的规范化，不仅符合当时“敬天事鬼”的社会观念，也进一步强化了商王“承天命、治天下”的合法性。
太戊的统治长达75年，是商朝所有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漫长的在位周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推行改革、巩固成果，也让“太戊中兴”成为商朝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治世之一。在他统治的75年间，商朝实现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华丽转身，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诸侯归附，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商朝中期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1401年，太戊因病去世，享年约90岁（推测）。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后人将他葬于太戊陵（今河南省内黄县亳城乡刘次范村东侧）。太戊陵的规模极为宏大，陵园内不仅有太戊的陵墓，还有祭祀用的大殿、碑刻等建筑，历代王朝都对其进行修缮与保护，足见后世对太戊的尊崇。在庙号与谥号方面，太戊被尊为“中宗”——“中宗”是商代庙号中的最高荣誉之一，仅授予对王朝有重大贡献的君主；后世还为他追加谥号“襄王”，“襄”意为“辟地有德、中兴安邦”，精准概括了他“复兴商朝”的历史功绩。
在商朝的历史叙事中，太戊与太甲、祖乙并称为“三示”（“示”为商代对杰出先王的尊称）。这三位君主，分别代表了商朝发展的三个关键节点：太甲实现了“从失德到悔过”的中兴，太戊完成了“从衰落至繁荣”的复兴，祖乙则在商朝后期再次稳定局面。他们的事迹被刻在甲骨文上，被写入后世文献，成为商朝君主的“治世典范”。
《史记·殷本纪》中对太戊的评价极高，称其“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这段记载不仅详细描述了“桑谷共生”事件与太戊的转变，还肯定了他“举贤任能、复兴王朝”的功绩。
从历史影响来看，太戊的统治不仅巩固了商朝的统治基础，还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推行的“举贤不拘一格”用人理念，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为商朝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血液；他优化的“内服外服”管理制度，成为后世商朝君主治理国家的范本；他重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举措，推动了商代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晚商的繁荣积累了物质基础。
太戊的一生，堪称“君主自我革新”的典范——从最初沉迷享乐的怠政者，到后来勤政爱民的贤君，他用75年的统治，书写了商朝中期最辉煌的篇章。他的故事，不仅是商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后世君主“知错能改、励精图治”的借鉴，在中国早期王朝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