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商昭王宣王

在商朝的王位传承序列中，沃丁是衔接“太甲中兴”与后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君主。他姓子，名绚，部分史料中亦记载为“羌丁”，这一别称或与他早年曾参与对西部羌部落的安抚事务有关，暗含其早期的政治履历印记。作为太甲的嫡子，沃丁自出生起便接受严格的王室教育，太甲复位后“勤勉为政、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成长——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为他日后继位后的“守成之治”奠定了思想根基。公元前1568年，太甲去世，沃丁以嫡长子身份顺利继位，成为商朝第五任君主。

沃丁继位时，商朝虽经太甲中兴重回稳定轨道，但仍面临两大核心挑战：一是如何延续“中兴”局面，避免重蹈太甲前期失德的覆辙；二是如何平衡朝堂权力，尤其是处理与四朝元老伊尹的关系。对于前者，沃丁明确提出“守祖制、承贤政”的治国方针，将太甲后期制定的政策与商汤的祖制结合，形成稳定的施政框架；对于后者，沃丁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深知伊尹不仅是商朝开国功臣，更是辅佐太甲悔过、促成中兴的关键人物，其威望与能力足以稳定朝堂、震慑诸侯。因此，沃丁继位后第一时间便下诏，继续任命伊尹为相，保留其“辅政大臣”的核心权力，甚至在朝堂议事时，特意将伊尹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侧，以示尊重。

伊尹此时已年过八旬，虽年事已高，但仍坚守岗位，为沃丁提供治国指导。他时常与沃丁探讨“君道”，引用商汤、太甲的案例，告诫沃丁“君主之责，在恤民、在守法、在敬贤”；同时，他还亲自梳理商朝开国以来的典章制度，汇编成《伊尹典》，呈献给沃丁，作为施政参考。沃丁对伊尹的建议极为重视，不仅将《伊尹典》悬挂于寝宫，每日研读，还在实际治理中严格遵循——例如，在民生方面，他延续“什一而税”的轻赋政策，每逢春耕、秋收时节，都会亲自前往田间巡查，了解农作物长势，倾听农民诉求；在司法方面，他依据《伊尹典》中记载的商汤律法，修订了部分严苛条款，规定“非重罪不得施肉刑”，同时加强对地方司法官员的考核，防止冤假错案。

公元前1565年，伊尹病逝，这对沃丁而言是巨大的打击。沃丁得知消息后，当即下令停止朝政三日，以示哀悼，并召集文武大臣商议伊尹的葬礼规格。当时，有大臣提出“伊尹虽为贤相，但终究是臣子，应按诸侯之礼安葬”，但沃丁坚决反对，他动情地说：“伊尹历经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朕五朝，辅立四代君主，若没有伊尹，便没有商朝的今日，朕的王位也无从谈起。他的功绩，早已超越臣子，当以天子之礼安葬！”最终，沃丁力排众议，下令将伊尹葬于亳都东郊（今河南商丘东），此处与商汤陵墓相距不远，象征着伊尹与商汤“君臣相知、共护商基”的情谊。

葬礼当天，沃丁亲自担任主祭，身着素服，步行前往伊尹墓地，率领文武大臣行“三拜九叩”之礼。祭祀所用的“大牢”（牛、羊、猪三牲全备）由王室直接供应，仪式流程完全参照天子葬礼规格；此外，沃丁还宣布“临丧三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每日都会抽出时间前往伊尹墓前，或静坐沉思，回顾伊尹的治国教诲，或与守墓人交流，了解民间疾苦，将对伊尹的缅怀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动力。沃丁对伊尹的敬重，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通过高规格安葬伊尹、公开表达对贤臣的尊崇，他向天下传递了“商朝重视贤才、君臣相得”的信号，既稳定了朝堂人心，也赢得了诸侯与百姓的认可。

伊尹去世后，朝堂权力出现空缺，选择合适的继任者成为沃丁的首要任务。经过多日的考量与大臣推荐，沃丁最终任命咎单为卿士（即宰相）。咎单并非新人，而是与伊尹同期的商汤老臣，曾参与灭夏之战，后在太甲、沃丁时期担任“司徒”（掌管土地与民生），以“务实、清廉、懂民生”著称。沃丁选择咎单，一方面是看重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对商汤祖制的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任命老臣，确保治国理念的连续性，避免因权力更替引发政策动荡。

咎单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严格遵循“伊尹旧政”，将“节用宽民、笃行汤法”作为施政核心。在“节用宽民”方面，咎单首先从王室开支入手，建议沃丁减少宫廷宴饮与奢华装饰，将节省下来的财物用于救济灾民与修缮水利——当时商朝西部因遭遇旱灾，部分地区颗粒无收，咎单亲自前往灾区，组织官员开仓放粮，同时带领百姓挖掘水井、修建水渠，有效缓解了旱情。他还进一步完善“什一而税”制度，规定“新垦之田，五年不征”，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短短几年间，商朝的耕地面积便增加了近三成，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在“笃行汤法”方面，咎单对商汤以来的律法进行了系统整理与补充。他发现，随着商朝疆域扩大与人口增加，原有律法中部分条款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情况，例如“诸侯朝贡”的具体标准、“手工业管理”的细则等均存在模糊之处。为此，咎单组织司法官员，结合各地实际案例，编写了《汤法补遗》，对这些模糊条款进行明确界定——例如规定“大国诸侯每年朝贡粮食千石、奴隶百人，小国诸侯减半”“手工业作坊需登记工匠姓名与产品规格，不合格产品不得流入市场”等。《汤法补遗》的颁布，不仅让地方官员施政有了明确依据，也规范了诸侯与王室、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减少了矛盾冲突。

除了日常理政，咎单还十分重视对沃丁的提醒与辅佐。他深知，君主的德行与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效仿伊尹，编写了《沃丁》一书。这部著作并非简单的训诫，而是以“问答体”的形式，通过沃丁与咎单的对话，梳理商朝的治国理念与历史经验——例如在“如何对待诸侯”的章节中，咎单引用商汤“以德服诸侯”的案例，建议沃丁“不轻易动用武力，若诸侯有过错，先遣使劝导，屡劝不听再出兵”；在“如何培养继承人”的章节中，咎单则强调“需让继承人参与朝政、了解民生，不可养于深宫之中”。《沃丁》一书完成后，咎单亲自呈给沃丁，并建议他“每日诵读一章，时刻自省”。沃丁对这部书极为珍视，不仅每日诵读，还将其作为王室子弟的教材，确保商汤的治国理念能够代代相传。

在咎单的辅佐下，沃丁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务实、惠民”的特点。他在位29年间，商朝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与自然灾害，百姓安居乐业，粮食储备充足，手工业与商业持续发展——亳都的集市上，来自各地的商品日益丰富，除了传统的青铜器、丝绸，还出现了来自南方的象牙、来自西方的玉石，甚至有来自东海的海贝（当时的货币），展现出繁荣景象。公元前1539年，沃丁因病去世，享年58岁，葬于狄泉（今河南洛阳附近）。后世为了表彰他“守成有功、敬贤爱民”的功绩，追谥其为“商昭王”——“昭”在谥号中意为“明德有功、光明磊落”，精准概括了沃丁的统治生涯。

沃丁去世后，按照商朝“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太庚。太甲的儿子中，沃丁为长，太庚次之，因此太庚的继位符合当时的制度规范，并未引发权力动荡。太庚姓子，名辩，部分史料中称其为“大庚”，而“小庚”则是后世的讹误——这一讹误可能源于春秋时期对商王谱系的误记，后经《史记》校正，“大庚”才成为主流称谓。关于太庚的生卒年，因商代甲骨文与文献记载的缺失，现已无从考证，但从他在位25年的时长推测，其寿命应在50岁以上。

太庚继位时，商朝已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他并未满足于“守成”，而是提出“承祖制、开新局”的执政目标——既要延续商汤、太甲、沃丁以来的仁政传统，又要针对新的社会问题，推出适应性的举措，进一步巩固商朝的统治。他的治国举措，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太庚将“整顿吏治”作为核心任务。他发现，经过多年的稳定统治，部分官员开始出现懈怠与贪污现象，尤其是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克扣赋税、侵占土地的情况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太庚首先建立了“官员考核制度”：规定中央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地方官员每两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政绩”（如粮食产量、治安情况）、“德行”（如是否清廉、是否体恤百姓）、“执行力”（如是否按时完成王室下达的任务）三个方面。考核优秀者，予以升官或赏赐；考核不合格者，轻则降职，重则罢官，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太庚还完善了“监察制度”，任命“御史”一职，专门负责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允许御史直接向君主奏报官员的违法行为，不受其他部门干涉。这两项制度的推行，有效遏制了官员的腐败与懈怠之风，使得朝堂上下呈现出“勤政、清廉”的氛围。

在经济层面，太庚延续了“重农兴商”的传统，并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水利建设的规模化”：沃丁时期虽有水利修缮，但多为局部工程，太庚继位后，意识到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下令由王室主导，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修建大型灌溉工程——他派遣水利官员勘察地形，组织数万民夫，耗时五年，修建了一条从黄河支流延伸至东部平原的水渠，命名为“庚渠”。“庚渠”的建成，使得东部平原数十万亩农田得到有效灌溉，即使在干旱年份，粮食产量也能保持稳定。二是“商业管理的规范化”：随着商业发展，各地商人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部分商人还存在“以次充好、哄抬物价”的行为。为此，太庚下令在各诸侯国的都城设立“市官”，负责管理当地集市——市官的职责包括“制定商品价格标准”“检查商品质量”“调解商人纠纷”“征收商业税”等。同时，太庚还统一了商朝的货币单位，规定“以海贝为货币，十贝为一朋，五十朋为一钧”，避免了因货币混乱导致的贸易障碍。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农业与商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为商朝的稳定提供了经济保障。

在文化层面，太庚致力于“弘扬商文化、培养人才”。他深知，文化的凝聚力是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撑，因此下令对商朝的古老典籍进行整理——当时，商汤以来的典章制度、历史记载多以甲骨文或竹简的形式保存，部分因年代久远已出现破损或字迹模糊。太庚组织史官与学者，对这些典籍进行修复、抄写与汇编，形成了《商书》《商志》两部重要文献——《商书》收录了商汤、伊尹、太甲等君主与大臣的训诫、言论，《商志》则记载了商朝的历史事件与诸侯变迁。此外，太庚还在亳都设立“学宫”，选拔王室子弟与诸侯子弟入学，由史官与学者担任教师，教授甲骨文读写、礼仪制度、兵法谋略等知识。“学宫”的设立，不仅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政治人才，也促进了商文化在诸侯间的传播，增强了各诸侯对商朝的文化认同。

太庚在位25年间，商朝的统治愈发稳固，疆域进一步扩大，诸侯归附者日益增多，百姓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他的统治，既延续了商汤以来的仁政传统，又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商朝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堪称“继往开来”的治世君主。公元前1514年，太庚因病去世，葬于狄泉，与沃丁陵墓相邻。后世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谥其为“商宣王”——“宣”在谥号中意为“圣善周闻、布德执义”，既是对他统治成果的肯定，也是对他“承祖制、开新局”执政理念的赞誉。

太庚去世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小甲，商朝的统治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沃丁到太庚，两位君主虽没有商汤“开国”的辉煌，也没有太甲“中兴”的戏剧性，但他们以“守成”为基、以“创新”为翼，通过敬贤、恤民、守法、改革，确保了商朝的稳定发展，为后续的“小甲、雍己、太戊”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商朝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