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伊尹放太甲

在商朝早期的王位传承谱系中，太甲的身份具有特殊的正统性——他是商汤嫡长子太丁之子，外丙、仲壬的嫡侄，按照“父死子继”的理想继承原则，是商汤血脉最直接的延续者。太甲姓子，名至，其名中的“至”字，在商代甲骨文语境中含“极致、正统”之意，似乎从命名之初，便暗含了他作为商汤嫡系继承人的政治期许。他在位共计12年，去世后葬于历城（今山东济南附近），被追尊庙号“太宗”、谥号“文王”。“太宗”的庙号标志着他被纳入商朝“直系先王”的祭祀体系，与商汤并列；而“文王”的谥号则蕴含复杂评价——既肯定他后期“施文治、兴礼乐”的功绩，也隐晦提及他前期“失德乱政”的波折，为后世留下了一段“知错能改、终成贤君”的历史镜像。

太甲自幼便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聪慧资质。作为商汤的嫡长孙，他自六岁起便接受严格的王室教育，师从四朝元老伊尹。伊尹为他制定了系统的学习计划：晨时研读《三坟》《五典》等上古典籍，了解历代先王的治国经验；午时学习甲骨文读写与占卜之术，掌握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核心技能；暮时则跟随军事官员学习兵法谋略，熟悉商军的作战体系。太甲对知识的渴求远超常人，常常在课后主动向伊尹请教“如何平衡君权与民生”“如何对待诸侯方国”等深层政治问题，其思考深度令伊尹感叹“此子有汤之遗风”。

公元前1580年，仲壬去世，伊尹以“遵商汤遗志、固王室正统”为由，率领文武大臣拥立太甲继位。此时的太甲年仅20岁，虽年轻却已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而伊尹作为辅政大臣，更是倾尽心力为他铺路。继位之初，伊尹连续撰写《肆命》《祖后》两篇训诫文，呈献给太甲。《肆命》详细阐述了商汤制定的官制体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考核标准，强调“为官者当以民为本，勿贪勿暴”；《祖后》则梳理了商族从始祖契到商汤的发展历程，着重讲述商汤灭夏建商的艰辛，告诫太甲“当思先祖创业之难，守业更需勤勉”。太甲对伊尹的教诲极为重视，将两篇训诫文抄写在竹简上，悬挂于寝宫之中，时刻提醒自己遵循祖制、恪守君道。

在伊尹的辅佐下，太甲初年的治国举措呈现出鲜明的“承汤遗风”特征。在民生方面，他延续“什一而税”的轻赋政策，下令各地官员不得额外征收赋税，并派遣农官到田间指导农民改进耕作技术，推广“垄作制”与“沤肥法”，显著提升了粮食产量。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水利设施老化问题，太甲亲自巡查黄河支流，组织民力修缮堤坝、疏通河道，确保农田灌溉无忧。在商业方面，他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允许诸侯方国的商人自由出入亳都（今河南商丘谷熟镇），并在亳都增设“市亭”（市场管理机构），规范交易秩序、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短短两年间，商朝的经济便呈现出繁荣景象——粮仓充盈，百姓家有余粮；亳都的集市上，青铜器、丝绸、玉石、粮食等商品琳琅满目，甚至有来自淮夷、氐羌的商人前来贸易。

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太甲同样展现出积极作为。他严格遵循商汤制定的法律，严惩贪污腐败的官员，曾将一名克扣赈灾粮食的地方官员处以“劓刑”（割鼻），以儆效尤；同时，他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却有才能的人，如任命善于管理手工业的奴隶后代为“工正”，负责全国的青铜器与丝绸生产。在军事上，太甲派遣军队平定了东方莱夷部落的叛乱，既巩固了商朝的东部边境，也掠夺了大量奴隶与财富，进一步增强了商朝的国力。此时的太甲，俨然是一位“贤明君主”的雏形，诸侯们纷纷前往亳都朝贡，称赞“商汤之德，复见于太甲”。

然而，权力的诱惑与顺境的麻痹，逐渐改变了太甲的执政心态。从在位第三年起，他开始偏离商汤与伊尹为他划定的“君道”轨道，昔日的勤勉与谦逊被专横与奢靡取代。这一转变的导火索，源于一次诸侯朝贡——当时，南方的荆楚部落为讨好太甲，献上了百名美女、数十匹良马以及大量的珍珠宝玉。太甲见到这些珍宝与美人后，内心的欲望被彻底点燃，开始沉迷于享乐之中。

他首先着手扩建王宫。原本的亳都王宫是商汤时期修建的，规模朴素，仅能满足日常理政与居住需求。太甲却认为“王宫乃天子威严之象征，当恢弘壮丽”，下令征调数万民夫，耗时一年有余，将王宫扩建为“前殿后寝、左庙右社”的庞大建筑群。新王宫的前殿用青铜装饰梁柱，地面铺设玉石，寝宫内摆放着从各地搜刮而来的奇珍异宝；他还在王宫后方修建了大型园林，引黄河水入园形成人工湖，湖中建造游船，供他与妃嫔们游玩享乐。为了支撑扩建王宫的巨额开支，太甲打破“什一而税”的祖制，将赋税提高到“什二而税”，甚至下令诸侯方国额外缴纳“贡赋”，要求每个诸侯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奴隶、粮食与珍宝。

赋税的加重与徭役的频繁，让百姓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许多农民因无力缴纳赋税，被迫卖掉土地与子女，沦为奴隶；征调的民夫在工地上受尽折磨，饿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有大臣曾冒死进谏，指出“民乃国之本，本固方能邦宁，今君上重赋重役，恐失民心”，却被太甲斥为“多管闲事”，下令将其打入大牢。此后，朝堂之上再无人敢直言进谏，官员们为了自保，纷纷迎合太甲的享乐需求，贪污腐败之风愈发盛行——地方官员借征收赋税之机中饱私囊，中央官员则通过向太甲进献珍宝谋求高位，商朝的政治秩序逐渐陷入混乱。

太甲的“失德”还体现在对祭祀制度的漠视上。商代以“敬天事鬼”为核心信仰，祭祀先王与神祇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商汤、外丙、仲壬在位时，均严格按照历法举行祭祀，从不缺席。而太甲却将祭祀视为“繁琐之事”，多次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祭祀仪式，甚至将祭祀用的珍贵酒醴与牲畜挪用为宫廷宴饮之物。掌管祭祀的太史令曾跪在王宫门前，哭着劝谏“祭祀乃连接天人之纽带，君上不祭，恐遭天谴”，太甲却命人将其拖拽出去，险些处以极刑。这种对传统信仰的背离，不仅让王室贵族与大臣们深感不安，也让诸侯方国对商朝的向心力逐渐减弱——部分诸侯开始借口“王室失德”，拖延或拒绝朝贡，商朝的统治根基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四朝元老与辅政大臣，伊尹目睹太甲的变化，内心焦急万分。他先是多次在朝堂之上当面劝谏，引用商汤的训诫与历代先王的典故，劝说太甲“迷途知返”；随后又私下前往王宫，与太甲促膝长谈，讲述百姓的苦难与诸侯的不满，甚至以“辞职归田”相要挟。然而，此时的太甲早已被享乐冲昏头脑，对伊尹的劝谏置若罔闻，甚至私下抱怨“伊尹老迈固执，干预君权”。一次，伊尹在朝堂上再次劝谏太甲减轻赋税、停止扩建王宫，太甲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朕乃天子，天下万物皆归朕所有，朕想做什么，何须你多言！”

眼见太甲愈发不可理喻，商朝的统治即将陷入崩溃，伊尹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决定——援引商代“辅政大臣可废黜失德君主”的传统（据甲骨文记载，商代早期设有“保衡”一职，拥有辅佐君主、纠正君过的权力），将太甲流放到商汤墓地所在的桐宫（今河南偃师附近），让他在祖先的墓前反思悔过。同时，伊尹以“摄政大臣”的身份暂代国政，主持商朝的日常治理，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伊尹放太甲”。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部分宗室成员认为“伊尹此举有僭越之嫌”，而大多数大臣与诸侯则理解伊尹的苦心，认为“此举乃为保商汤基业，非为个人权力”，最终选择支持伊尹。

桐宫并非奢华的宫殿，而是商汤墓地周边的一处简朴居所，由几间茅草屋组成，四周环绕着商汤的陵墓与守墓人的住所。这里没有王宫的恢弘壮丽，没有妃嫔的陪伴，更没有无尽的珍宝与宴饮，只有肃穆的陵墓、寂静的山林以及守墓人单调的生活——这种与王宫截然不同的环境，成为太甲反思悔过的最佳场所。

初到桐宫时，太甲仍带着天子的傲慢，对简陋的居住条件充满不满，甚至拒绝前往商汤墓前祭扫。但守墓人的存在，逐渐改变了他的心态。负责看守商汤陵墓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名叫阿衡，曾是商汤身边的侍从，见证过商汤灭夏建商的全过程。阿衡深知太甲的身份，却并未对他阿谀奉承，而是以“讲述商汤故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他反思。

每天清晨，阿衡都会来到太甲的居所，为他讲述商汤的创业经历：“当年夏桀暴虐，百姓流离失所，先王（商汤）身为商族首领，不忍见百姓受苦，遂率领族人起义。那时商族势力弱小，先王与将士们同吃同住，行军时亲自背负粮草，打仗时冲锋在前；为了争取诸侯支持，先王曾三次前往有莘国拜访伊尹，哪怕遭到拒绝也不放弃；灭夏后，先王仍保持简朴作风，王宫用茅草盖顶，衣服缝补后继续穿，甚至亲自到田间耕作，为百姓树立榜样……”阿衡的讲述生动而具体，那些商汤艰苦奋斗、仁德爱民的细节，如同一幅幅画面在太甲眼前展开。

更让太甲震撼的是商汤陵墓的简朴。商汤作为商朝的开国君主，其陵墓仅为一个高约丈余的土丘，墓前没有华丽的石碑，只有几棵松柏与一块刻有“商汤之墓”的简陋石牌；陵墓周边的土地，仍由守墓人耕种，种植的粮食一部分用于祭祀，一部分用于维持守墓人的生活——这与太甲扩建的奢华王宫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次，太甲在阿衡的陪伴下前往商汤墓前，看着简陋的陵墓，又想起自己沉迷享乐、压榨百姓的行为，不禁羞愧地低下了头。阿衡趁机说道：“先王在位时，常说‘天子之责，在于护佑百姓，而非贪图享乐’，如今君上的所作所为，怕是辜负了先王的期望啊。”

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刺穿了太甲的傲慢。从那以后，太甲开始主动改变：他每天清晨都会亲自前往商汤墓前祭扫，跪拜时不再敷衍，而是真心缅怀祖父的功绩；他不再抱怨居住条件简陋，而是跟着阿衡学习耕作，亲自到田间播种、除草、收获，体会农民的辛劳；他还关心桐宫周边的百姓，得知附近有一位孤寡老人因无粮过冬，便将自己的口粮分出一半送给老人，甚至亲自为老人修补漏雨的房屋。

在反思过程中，太甲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意识到，君主的权力并非用来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是用来护佑百姓、治理国家的责任；他明白，商朝的稳定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建立在商汤仁德、大臣辅佐、百姓支持的基础之上，一旦失去民心，王朝便会走向覆灭；他更清楚，伊尹将他流放到桐宫，并非为了夺权，而是为了让他醒悟，保住商汤留下的基业。为了记录自己的反思，太甲还亲手撰写了一篇《太甲训》，在文中写道：“朕昔日失德，沉迷享乐，重赋重役，害苦百姓，此乃大错；今居桐宫，见先王之墓简陋，闻先王之德仁厚，方知君道所在——当以民为本，以祖制为纲，勤勉为政，方能不负天命、不负百姓。”

三年的桐宫生活，彻底改变了太甲。他不再是那个专横奢靡的君主，而是变得谦逊、务实、懂得体恤百姓——这种转变，不仅被阿衡看在眼里，也通过阿衡的汇报，传到了伊尹的耳中。伊尹得知太甲真心悔过，内心十分欣慰，他意识到，太甲已经具备了重新担任君主的资格。

公元前1577年，伊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迎接太甲返回亳都，恢复他的君主之位。为了彰显对太甲的尊重与对“君权正统”的维护，伊尹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迎接仪式：他率领文武大臣，携带象征君主权力的王服、冠冕、玉圭以及祭祀用的礼器，从亳都出发，步行前往桐宫；沿途的百姓得知消息后，也纷纷前来围观，想要见证这位“悔过君主”的回归。

当伊尹与大臣们到达桐宫时，太甲早已穿着朴素的布衣，在商汤墓前等候。伊尹见到太甲，立即上前跪拜，恭敬地说：“臣伊尹，恭迎君上返回亳都，重掌商政！”太甲连忙扶起伊尹，诚恳地说：“朕昔日失德，多亏先生及时纠正，才让朕不至于彻底迷失，先生对商朝的功绩，朕永世不忘。”随后，大臣们为太甲换上王服、戴上冠冕，太甲手持玉圭，在伊尹与大臣们的簇拥下，踏上了返回亳都的路途。

回到亳都后，太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自己在位中期制定的苛政：他下令恢复“什一而税”的祖制，退还从百姓手中搜刮的土地与财物；停止王宫扩建工程，将剩余的建材用于修缮各地的水利设施与百姓的房屋；释放因缴纳不起赋税而沦为奴隶的百姓，给予他们土地与种子，让他们重新回归农耕生活。这些举措迅速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亳都及周边地区的百姓纷纷奔走相告，称赞“贤明的太甲君主回来了”。

在政治治理上，太甲展现出成熟的君主素养。他重新启用被自己打入大牢的正直大臣，罢免了那些迎合享乐、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严格遵循商汤制定的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法律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微调，例如减轻对轻微犯罪的惩罚，增加对官员贪污的惩处力度；他还恢复了中断的祭祀制度，每月按时前往宗庙祭祀先王与神祇，不仅稳定了王室贵族与大臣的心态，也重新赢得了诸侯方国的信任——那些曾拖延朝贡的诸侯，纷纷再次前往亳都，献上贡品，表达对太甲的支持。

在民生与经济发展上，太甲延续并深化了初年的举措。他派遣更多的农官前往各地，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同时组织民力修建了多条灌溉渠道，进一步扩大了农田的灌溉面积；在手工业方面，他支持青铜器与丝绸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商朝的青铜器更加精美，丝绸更加柔软，不仅满足了王室与贵族的需求，还成为与诸侯方国贸易的重要商品；在商业方面，他在亳都、西亳（今河南偃师）等重要城市增设集市，规范交易规则，促进了商品流通，商朝的经济逐渐达到了新的高度。

太甲的功绩还体现在文化建设上。他深知“礼乐乃治国之纲”，在伊尹的协助下，组织乐官修订了商朝的礼乐制度：在礼仪方面，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礼仪规范，强调“尊卑有序”；在音乐方面，命人创作了《大濩》乐的续篇，以歌颂商汤的功绩与太甲悔过兴商的历程，这些音乐在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演奏，既强化了王室的权威，也提升了商朝的文化凝聚力。

太甲复位后共在位9年（加上前期的3年，共计12年），在这9年间，商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诸侯归附，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史称“太甲中兴”。公元前1568年，太甲去世，文武大臣与百姓无不悲痛。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大臣们为他追尊庙号“太宗”——在商代，“太宗”是对有重大功绩的直系先王的尊称，这一庙号标志着太甲被正式纳入商朝的“核心先王”祭祀体系，与商汤并列；同时，他还获得“文王”的谥号，“文”字既肯定了他后期“施文治、兴礼乐”的功绩，也暗含了对他“以文补过”的评价。

太甲的一生，充满了“犯错—悔过—成功”的戏剧性转折。他前期的失道乱政，为后世君主敲响了“权力不可滥用”的警钟；而他后期的悔过兴商，则证明了“君主知错能改，仍不失为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