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九章 农夫
国民大会的审判台是用拆毁的“仁德殿”梁木搭建的。
我站在台下，看着断腿先生，现在该叫他周议长了，敲响第一声法槌。
全场肃静，连风都屏住了呼吸。
“带第一个被告出庭！”
周议长的声音在广场回荡。
四名护民军押着前县令上台时，人群爆发出怒吼。
那肥硕的身躯如今套着粗麻囚衣，脸上再不见倨傲神色，只剩死灰般的恐惧。
他的金牙早被拔光，说话漏风：“我...我冤枉啊...”
“李富贵，前青山县令。”
周议长展开羊皮卷：“经查，任职期间超额征役致死者四百二十三人；贪污赈灾粮款折银八千两；强占民田百余亩；另涉及强奸、虐杀等四十七项罪名。”
“冤枉啊！那些役工是自己累死的！粮款是孝敬上官的！田地是他们自愿卖的！”
李富贵挣扎着喊，口水差点喷溅在审判席上。
周议长冷笑，转向民众：“谁要控诉他？”
人群如潮水般涌动。
第一个上台的是个独臂老汉，他哆嗦着掏出一块染血的破布：“我闺女...才十四岁...被这畜生糟蹋后扔进井里...”
接着是个抱着啼哭婴儿的妇人，她举起一副镣铐哭道：“我男人修渠累吐血，求休息被这狗官用这镣铐活活夹断脖子...”
控诉持续到正午，证据堆满半张审判台，血衣、刑具、假账本、被篡改的役册……李富贵起初还狡辩，后来索性瘫在地上装死。
休庭片刻后，十二位民选陪审员投票表决，全票通过死刑，立即执行，财产充公。
“根据新法，”周议长宣布道：“李富贵家产分为三份：一半赔偿受害者家属；三成归县库用于修桥铺路；两成奖励举报其罪行的义士。”
断头台是现成的，用的是从前处决逃役者的器械，当李富贵的脑袋滚入箩筐时，全场没有欢呼，只有深深的叹息，像多年恶气终于吐了出来。
接下来的三天，四十七名前官员接受审判，因为作恶多端全部送到断头台。
而最震撼的是审判前仁德军统帅赵铁心。
当上千名受害者家属轮流上前，将亲人遗物摆在他面前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屠夫竟吓得失禁。
他死后，豪宅被改成孤儿院，积蓄用于赔偿战死者家属。
“但是审判不是复仇，”周议长在闭幕式上说道：“是让所有人记住，权力来自人们，也必须为人们所用，请记住，本国所有的人都有监督它的权利。"
审判结束后，重建工作正式开始。
我从宁国调来的三十支商队陆续抵达，带来谷种、农具、医药和工匠，邻国绮罗派来水利工程师，桑国赠送纺织机械，连遥远的琉璃国都运来玻璃温室技术。
但最关键的还是制度重建。
我和周议长团队设计了三级议会制：
村议会由全体成年村民直选，每周集会处理村务；县议会由各村代表组成，监督县政并选举县长；国人大会则掌握立法权，代表和议长按各州人口比例由村民直选产生。
“官员不再是老爷，而是从业者。”
我在新政学堂讲课时强调道：“做得好继续做，做不好决议后罢免。”
监督机制更创新，全民都可参与“监督网”，发现官员不当行为可随时举报，查实后有奖。
经济改革同样激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只保留土地税和商业税，税率透明。
最受欢迎的是“劳工保障令”，规定每日工时不得超过八小时，危险工作必须配备防护，伤病由雇佣主体和本国共同出钱承担。
免役会转型为“劳动联盟”，在各地设办事处，专门帮劳动者维权。
首任盟主是当年的独臂老汉，他办公室挂着李富贵的人头画——不是为仇恨，而是为警醒。
农业恢复最快，宁国商队带来的新稻种配合绮罗国的灌溉技术，让抛荒多年的田地重现生机，秋收时，村民们第一次留下足够口粮后才缴税，余粮还能卖钱。
工坊区更热闹。
桑国的纺织机日夜轰鸣，生产的不再是贡品而是平民衣物；琉璃国的玻璃匠人教授本地学徒，做出的温室让冬季也能种菜；最受欢迎的是宁国的“便民车行”，出租改良的手推车和畜力车，大大减轻了运输负担。
而新设立的新政学堂，不仅教读写算，还开设“国民课”和“技能课”，老教师王先生，这位曾在徭役之国秘密教书的地下学者，如今堂堂正正讲《民权论》，学生们再不用躲在地窖听课。
但挑战依然存在，有些偏远村庄的旧势力暗中抵制，散布“新政不长久”的谣言；部分前官吏的余党搞破坏，有次甚至烧毁了粮仓；最棘手的是邻国趁乱骚扰边境，想占便宜。
针对这些，我们建立了“民防队”，民防队由各村青壮年轮流执勤，既维护治安又防御外敌，武器来自缴获的仁德军装备，训练则由宁国退伍士兵指导。
边境危机靠外交解决，我通过宁国关系，联合周边五国施压，迫使邻国撤军。
作为交换，新政政府承诺边境贸易优惠，这反而促成了后来的跨国商路。
半年后我陪同周议长巡视全国。
所到之处，虽然依旧贫困，但生机勃勃。
最难忘的是路过盲山时，曾经的免役会山寨已变成“新政纪念馆”，入口处立着块石碑，刻着所有已知的徭役受难者名字。
“这里将来会是学校。”
周议长抚摸石碑：“孩子们要知道，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在重建的民务所，我看到面有趣的墙，墙上贴满官员的承诺书，每份下面都有民众的评语：“张税官说到做到，减税三成！”“李工监吹牛了，说修好十口井才完成七口...”
“比什么监察都有用。”
年轻的县长笑着说：“谁也不想被挂上'吹牛墙'。”
回首都前，我们特意去了趟曾经的“模范役村”，那里现在是最激进的新政实验区，村民大会刚通过决议，把前役监的豪宅改成公共浴室和诊所；土地按劳力重新分配；甚至给妇女同样的选举权。
“知道最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吗？”
周议长在归途的马车上问我：“不是丰收，不是新房子，而是...”
他指向路边几个玩耍的孩子：“他们再也不用学怎么装瘸子逃役了。”
新政周年庆时，国人大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将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
庆典上，来自各国的使节惊讶地发现，主席台坐的不只是官员，还有农民代表、工匠代表甚至乞丐代表。
我作为特邀嘉宾发言，只说了三句话：
“记住过去的痛。
珍惜现在的权。
建设未来的梦。”
全场静默片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一刻，我在意识镜中看到新的主意识体完全成形，是个正在播种的农夫，身后跟着群欢笑的孩子。
离开前夜周议长来送我。
他如今装了义肢，能短时间站立行走。
我们坐在新政广场的喷泉边，看着工人们拆除最后一块“仁德碑”。
“宁先生，说实话，”周议长突然问道：“你觉得我们能坚持下去吗？”
我指向广场对面。
那里正在建图书馆，脚手架上，几个工人边干活边唱歌：“坚持很难，堕落很容易，这是人性，所以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
周议长笑了，从怀中取出个布包：“送你的纪念品。”
我打开布包，是块黑黝黝的石头，来自盲山深处，那里是当年免役会的秘密集会点。
“最黑暗的岁月里，”周议长看着我手里的石头，轻声说道：“它就是我们的灯。”
回宁国的马车上，我整理着这半年写的《新政纪要》，窗外，秋阳正好，田里的稻浪如金。路过边境时，看到界碑上新刻的字：
“此界之内，人皆自由。”
碑下放着束野花，还新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