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 中

军国机务处在7—10月的三个月间，先后发布了208项“内政改革”法令，涉及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推进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首先宣布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即改“光绪二十年”为“开国五百三年”。然后，对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六曹（吏、户、礼、兵、刑、工），改为八衙门（内务、外务、军务、度支、法务、学务、农商、工务），议政府领议政改称“总理大臣”，废左议政与右议政，各衙门首长称大臣，次长称协办；将捕盗厅改为警务厅，废除义禁府，设立会计审查院，并将官员的品级由九品十八级变为11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和判任官三等，通过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初步确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同时，实行宫府分离，专门设立宫内府管理宫廷事务，而政府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废除科举考试，改由考核“国文、汉文、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并且革除了文尊武卑的惯例。

经济上，主要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并开始实行产业化，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首先，统一国家财经，实行一元化管理。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税收统归度支衙门管辖，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这样就避免了过去王室、户曹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其次，废除实物税，改由现金交纳。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并设立地方银行和米谷商社，以激活商品经济。第三，统一度量衡。第四，整顿货币，实行银本位制。颁布《新式货币发行章程》，规定以旧钱“常平通宝”为价值单位，将相当于500个价值的五两银币作为本位货币，一两银币（100个价值）、二钱五分白铜币（25个价值）、五分赤铜币（5个价值）和一分黄铜币（1个价值）作为辅助货币，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步兑换成新币。而最后一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的。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铸造新式货币，在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下，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日元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朝鲜全境，从而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而实行银本位制亦包含了将朝鲜经济纳入日本金融体系之内的意图。

社会生活上，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封建等级制度，逐步引入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废除缘坐法，废止公私奴婢法，严禁贩卖人口，革除庶孽禁锢法，不分贵贱登用人才，简化朝服，改革养子制度，禁止早婚（男子20岁、女子16岁），允许寡妇改嫁，严惩贪官污吏，改善贱民待遇，准许官员退休后经商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还曾规定：“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25]，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将朝鲜文（国文）和汉文混合使用。时人黄玹也记载道：“是时京中官报及外道文移，皆真谚相错，以缀字句，盖效日本文法也。我国方言古称华文曰真书，称训民正音曰谚文，故统称‘真谚’。及甲午后，趋时务者盛推谚文曰国文，别真书以外之曰汉文。于是‘国汉文’三字遂成方言，而‘真谚’之称泯焉。其狂佻者倡汉文当废之论，然势格而止”，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甲午改革总体来说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而且自主性也相对较强。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次在日本的阴影下实施的改革，而且改革措施本身或是实施力度都很不彻底。政治改革虽然涉及到限制王权，却没有地方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反而有利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军事改革更是只字未提。就实施力度而言，由于当时南部处于东学党控制，北部又是中日酣战的战场，所以改革法令的实施范围很小，正如当时一名军国机务处官员金允植所言，“朝令不行于十里外”。[27]加之兴宣大院君内心厌恶日本人及亲日开化派，并不支持改革。他让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任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处处与军国机务处抢夺权力，甚至在1894年10月31日派人暗杀了法务协办金鹤羽。大鸟圭介曾报告说：“7月23日后两三周间，朝鲜新政府表面上多少施行改革，但尔后有一方以大院君及其孙、另一方为亲日派之两派相争。从而朝鲜官吏以朋党之争与拙劣之诡计为事，而不施行必要之改革。”对外，大院君秘密联络平壤清军，又暗令东学党起兵反日。他在通过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转达清军将领的信函中写道：“现今宗社安危一时为急，日望天师（指清军）之东援。顷闻大队陆续出来，此诚再造之秋也。伏乞上天厚助，保我宗社殿宫，廓清奸党附日卖国之徒，极出眉急，血祝血祝。”又在给东学党下的密旨中说：“尔等自先王朝化中遗民，不忘先王之恩德，而至今尚存。在朝者尽附彼里（指日本），内无一人相议，茕茕独坐，仰天号哭而已。方今倭寇犯阙，祸及宗社，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足见大院君对日本人和主导改革的开化派的敌视乃至仇视。除了朝中大院君一派的掣肘，广大老百姓也认为军国机务处是“倭党”，在日本的指令下进行改革，因此普遍抵制改革法令，许多改革措施沦为一纸空文，以至于被讥为“纸上改革”。但第一次甲午改革作为开化派主导的资产阶级改革，仍然对朝鲜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1894年9月15日，日军在平壤战役中获胜，随后清军被逐出朝鲜。但是甲午更张并未因此渐入佳境，不仅因大院君与亲日开化派的倾轧而举步维艰，更受到了强烈的外部压力。自1894年9月下旬以后，各地东学党就陆续起义，声称要消灭日本人和亲日派。另一方面，受到大院君一派的指使，守门将金基泓在10月2日上疏，公然攻击主导甲午更张的军国机务处要员金弘集、金允植、朴定阳、金宗汉、安駉寿、金嘉镇、赵羲渊、权滢镇为“无君卖国”之“八奸”，一度引起政界混乱。在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亲日政权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遭到日本舆论的谴责。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虽然对朝鲜改革不重视，但也指出大鸟“对朝鲜政府的举动，尽管表面疾言厉色，貌似强硬，而骨子里自然难免力有不逮，难于措手……因此，在改革内政事务上，未能实行我国政府以前所声明的内容，往往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于是“明治元勋”井上馨就粉墨登场了。

先是日本内务大臣井上馨因过去在大藏省任职时的渎职事件而备受议会在野党的攻击，于1894年6月7日提出辞职，虽被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挽留，但处境依旧困难。到9月时传来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的消息，日本舆论在谴责大鸟圭介的同时又呼吁任命一个强势人物对朝鲜进行干涉。曾与朝鲜多次交涉的井上馨成为最佳人选，这也正好成为他回避国内攻击、重树威信的好机会。伊藤博文在9月24日写给井上馨的信说，朝鲜内政改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是因为朝鲜改革的问题才和清国开战，如果没有一些成绩，会导致外界说日本高唱朝鲜内政改革只不过是制造开战的一种借口，故他对此甚为不安。井上馨在回信中说他完全同意伊藤博文的看法，并自告奋勇，愿意出任驻朝公使，“试一试晚年的手腕”。日本政府遂于10月15日撤换了干涉不力的大鸟圭介，改由井上馨出任驻朝公使。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加强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

第二次改革

1894年10月25日，井上馨抵达朝鲜赴任。井上馨曾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和《汉城条约》，并作为外务卿处理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故对其国情本来就有所了解。他赴任后谒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又会晤大院君及其他朝鲜要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井上馨得出了大院君和闵妃是朝鲜内政改革的障碍物的结论，而大院君目前还在位上，故应及时除掉。当时大院君里通清军的信函被日军缴获，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将此信函转交给陆奥宗光，陆奥宗光又给了井上馨，同时大院君一派与东学党来往的证据也被朝鲜亲日派搜集并交到日本公使馆手里。井上馨便以此为证据向大院君施压，逼其退位。11月12日，大院君向井上馨发誓不再干政，11月18日又在云岘宫召集众臣及日本人冈本柳之助，宣布引退。11月22日，高宗下令收回7月23日将国政交给大院君的教旨，大院君正式下台。

与此同时，井上馨一面调集日军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连续于11月20、21日进宫，当着高宗和众臣的面宣读自己拟定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朝鲜国王的“顾问”和朝鲜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强势介入甲午更张。井上馨铲除大院君以后，又思考如何防止闵妃东山再起，他在11月24日的报告说：“如羁绊大院君之暴戾而不制服王妃之跋扈，则将是以暴代暴。……使大院君不得干涉国政的同时，于宫内准备制御王妃之一切”。事情确实如井上所料，大院君下台后，蛰伏已久的闵妃开始尝试恢复权力，于11月27日鼓动高宗不经议政府同意而擅自任命韩耆东、李建昌、李容稙、高永喜四人分别为度支、法务、内务、农商衙门的协办。井上馨闻之勃然大怒，先致书总理大臣金弘集质问此事，金弘集不得不在11月29日撤销四协办的任命。但井上仍不罢休，在12月1日面见高宗，逼问任命四协办是否为闵妃嗾使。高宗被迫保证以后决不准闵妃干政，井上则以收回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和撤回镇压东学党起义的日军相威胁，继续向高宗施压。12月6日，金弘集等五大臣代表高宗向井上馨认错，并在井上面前发誓要听日本的话进行改革，此次风波遂告一段落。12月8日，井上馨又一次谒见高宗和闵妃，再度得到了闵妃不干政的承诺，同时井上暗示起用甲申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高宗和闵妃转而迎合井上馨，第二天就下令朴泳孝“荡涤叙用”。朴泳孝的亲日程度远在金弘集之上，主张完全依靠日本进行改革，将他安插进朝鲜政府中也是日本加强对朝干涉措施的一环。1894年12月17日，朴泳孝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在朝鲜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金弘集。随着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的建立，第二次甲午改革揭开序幕。至此井上馨相继逼退大院君、搞定闵妃、镇压东学党起义以及扶植朴泳孝，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大大强化。

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核心主导力量是朴泳孝、徐光范等曾参与甲申政变的开化党人，幕后总指挥则是井上馨。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以井上馨向朝鲜政府提出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为蓝本，制定了《洪范十四条》，并由高宗于1895年1月7日率文武百官在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其中特别提到脱离中国独立以及禁止后宫和宗亲（分别针对闵妃和大院君）干政。《洪范十四条》已经具有宪法的性质，就内容而言比第一次甲午改革的内容更加彻底。因此，《洪范十四条》可以说是第二次甲午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第二次甲午改革的重点是政治改革。首先，导入内阁制，进一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同时，将八衙门改为七部，并明确其权限，使其更符合西方近代文官体制。其次，缩小宫内府编制。然后，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朝鲜八道，改为二十三府制，收回地方官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加强中央集权。此外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公布《裁判所构成法》，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实行司法独立，设立各级裁判所，培养法官。第二次甲午改革期间还对警察制度、外交官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断朝近代化迈进。

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政治改革是向日本看齐的，自井上馨来到朝鲜后，第一次甲午改革的中枢机关——军国机务处便停止运作，因为井上试图废止军国机务处，代以日本式的内阁。他在11月21日谒见高宗时介绍了内阁制，高宗问：“内阁为何物？”井上说：“内阁是国王亲临下召集各大臣一同商议国政的场所，由君主召集各大臣并议定国政而称谓也。”高宗又说：“那么，非开设于宫中不可。我记得内阁一词似起始于明代，我国也曾经有常参之称，召集各判书及大监而商议国政。在宫中内殿集会亦有过此制。”井上澄清道：“内阁一词是否源于明代（这无所谓），总之内阁是大君主亲临下与各大臣一同议事的处所之称。……要言之，议事之处所即国王内阁。称其为内阁，如您难以理解，即称为议政府亦可，乃于议政府召集大臣而君主亲临者也。”于是，高宗按井上馨的要求，在1894年12月17日即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之际颁布敕令第6号，正式宣布废止军国机务处，另设中枢院代替其议事职能。1894年1月11日，高宗下诏改议政府为内阁，以金弘集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政策均由内阁议定，然后再禀告于君主，君主只有裁可施行的权力而无制定政策的权力，这样就使君权受到制约。此外，井上馨还深化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的“宫府分离”政策，于1895年4月26日出台了《宫内府官制》，依据日本宫内省的建制来简化朝鲜宫内府，还效仿日本宫内顾问官设立了宫内府特进官。就这样，井上馨将日本的皇室制度和内阁制度强加给朝鲜，彻底排除宫中势力，以金弘集、朴泳孝等开化派为中心创建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行政决策机构，即建立有利于日本控制朝鲜的一元性政治体制，以达到使朝鲜保护国化的目的。此外第二次甲午改革中各部聘用日本人为顾问，这就使改革的自主性大打折扣，便于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全面干涉与渗透。日本顾问编制如下表：

姓名

所属机关

任用日期

日本官职

石冢英藏

内阁

1894年12月16日

内阁法制局参书官

冈本柳之助

宫内府、军部

1894年12月19日、1895年2月23日

前炮兵少佐

斋藤修一郎

内部

1894年12月17日

前农商务次官

仁尾惟茂

度支部

1895年1月17日

大藏省主税局主税官

星亨

法部

1895年4月15日

前众议院议长

楠濑幸彦

军部

1895年2月23日

驻朝公使馆附武官、陆军中佐

武久克造

警务厅

1895年12月15日

警务厅警视、驻朝公使馆附警

除了政治改革之外，第二次甲午改革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完善了新的税收制度，同时高宗效仿日本《教育敕语》，于1895年2月26日颁布《教育立国诏书》，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教育理念[40]，并兴办新式学校，如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还派遣两班子弟114名前往日本庆应义塾留学。军事方面，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内阁开始启动军事改革。主要包括：实施新军阶，合并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此外新设训练队，并计划在1895年底由2个大队扩大到6个大队，首次编制工兵、辎重兵等特科队，设立士官养成所，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招收学员不问身份等。在这些改革中也不乏日本人的身影，如井上馨积极推动借款给朝鲜，并在1895年3月30日签订了《乙未借款条约》，向朝鲜政府贷款300万日元（原定500万元），作为加强控制朝鲜的手段；新设的训练队则由日本陆军中佐楠濑幸彦负责训练，将其培养为一支亲日的部队，后来也是日本杀害闵妃的急先锋。

第二次甲午改革表面上比第一次更加进步，但实际上却使日本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亲日政权内部的倾轧也愈发激烈。在第一次甲午改革时，就有大院君与开化派的争端。随着朴泳孝就任内务大臣、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朝鲜政府的派系分化更加明显。执政的亲日开化派分为金弘集和朴泳孝两派，而失势的大院君和闵妃两派也在窥伺政权。属于金弘集一派的有金弘集、金允植、鱼允中、俞吉濬、赵羲渊等人，行事稳健，与日本保持距离；属于朴泳孝一派的有朴泳孝、徐光范、李圭完、申应熙、郑兰教、李周会等人，作风激进，亲日色彩更浓厚。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至1895年2月两派更是“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此时朴泳孝一派仗着日本公使井上馨的后援，并与闵妃相互利用，先扫除大院君的残余势力，于1895年4月以暗杀金鹤羽的罪名将大院君之孙李埈镕逮捕，并打算处以死刑。在金弘集一派的强烈反对和井上馨的劝告下，将李埈镕改为流放，但他的同党朴准阳、高宗柱、李泰容等被牵连处死，大院君也被软禁起来。随后朴泳孝在高宗、闵妃的支持下又对金弘集一派展开攻势，陷害属于金派的军部大臣赵羲渊，金弘集、鱼允中为保赵羲渊而触怒高宗，到1895年5月底金、鱼、赵都被免职，朴泳孝一派在内斗中获胜。

然而，在亲日政权的内斗过程中，坐收渔利的却是闵妃。她一方面支持朴泳孝去攻击大院君和金弘集派，另一方面纠集了李范晋、朴定阳、李完用、沈相薰、安駉寿等形成“贞洞派”（亲欧美派），作为自己的班底；又在1895年5月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看到了俄国的实力，与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迅速勾结起来，以对抗日本人和亲日派。1895年6月，朴定阳等贞洞派崛起，朴泳孝的势力又被削弱。而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在朝鲜的威信大幅度降低，也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1895年6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今后对韩政略宜采取尽可能不加干涉而使朝鲜自立的方针”，6月7日，井上馨又回国研究对朝政策。于是日本的干涉逐渐退潮，朴泳孝一派也失去靠山，地位日益危殆，随后的训练队换防一事使宫中和朴泳孝的关系开始撕破。原来在1894年日军占领景福宫一个月后，便交给朝鲜军换防，由美国教官戴伊训练。而朴泳孝则试图以第二次甲午改革中成立的新式军队——训练队代替旧军防守王宫，结果遭到高宗拒绝，于是朴泳孝与高宗、闵妃的关系从相互利用转为敌对关系。而后在7月6日，发生了朴泳孝谋逆败露事件，朴泳孝及其同党申应熙、李圭完等人被迫亡命日本，失去权力一年之久的闵妃也夺回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