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 下

1895年7月17日，旧军被改编为两个大队的“侍卫队”，仍负责守卫王宫。7月下旬，井上馨回到朝鲜续任，对高宗和闵妃的态度温和了很多，并允诺寄赠朝鲜王室300万日元。8月24日，金弘集重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但实权把持在贞洞派手中。此时闵妃对内赦免甲午更张之初被定罪的闵氏家族成员，进一步排挤亲日派；对外则继续维持“引俄拒日”方针，试图驱逐日本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午更张进入第三阶段（乙未改革）。

第三次改革

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以1895年8月24日金弘集第三次出任总理大臣为起始。日本虽然自1894年6月后暂时中止了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但无法容忍闵妃愈发放肆的排挤亲日派及勾结俄国的行为；同时井上馨提出的300万元寄赠金一事口惠而实不至，也使闵妃彻底抛弃了对日本的幻想，在引俄拒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关于闵妃将租借咸镜道港口给俄国、解散训练队、全部逐出日本顾问、暗杀金弘集等亲日派的各种传闻层出不穷，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在朝鲜的日本人也准备采取强硬措施，试图挽回局面，重振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

1895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三浦梧楼为新任驻朝公使，9月1日抵达朝鲜赴任。三浦梧楼及其他在朝鲜的日本人都一致认为闵妃为妨碍日本势力扩张的祸根，决定将她杀死，为此联络大院君与朝鲜亲日派一起行动。1895年10月7日，闵妃下令解散训练队，并将此消息通报三浦梧楼。三浦以此为契机动员驻朝日军及日本浪人攻入景福宫，并以训练队为先锋，挟大院君一同入宫，以造成朝鲜内部政变的假象。10月8日凌晨，朝鲜侍卫队被日军打败，随即闵妃被日本人暗杀，史称“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后，金弘集内阁大换血，贞洞派被全部排挤出政府，亲日派重新得势，各项改革措施也继续推进。

自闵妃夺权以后，在前两次改革中被限制的君权得到恢复，宫中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而在乙未事变发生的当天，高宗就被迫下诏：“凡百政令，皆先议于内阁大臣”，也就是重新走上内阁制的轨道，此后的高宗实际上是日本人和亲日派的傀儡。第三次甲午改革较少涉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侧重于社会改革，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小学令、种痘令、开设邮局等。第三次甲午改革的主导者为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内部大臣俞吉濬，此时的金弘集一派由于摆脱不了乙未事变的干系，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和日本绑在一起，彻底依赖日本。

乙未事变的真相很快就被曝光，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压力，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也达到顶峰，朝鲜的亲日政权也自然不能长久维持。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指示下，开始实行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恢复了闵妃的王后之位，审判并处死了一些和日本合作杀害闵妃的朝鲜人（但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人被带回日本审判并无罪释放），并准备为高宗上“皇帝”尊号。不过，金弘集内阁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统治阶级内部也危机丛生，乙未事变后失势的贞洞派一直在策划反攻倒算，1895年11月28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说明金弘集内阁实际上已是摇摇欲坠。而接下来公布的“断发令”更是为金弘集内阁及其改革掘好了坟墓。

1895年12月底，金弘集内阁宣布建立年号“建阳”，并使用公历（太阳历），即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建阳元年一月一日”。紧接着，他们发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剃去发髻，改为西式平头。高宗率先断发，内部大臣俞吉濬出动大批巡检、军警或把守道路、渡口，或手持剃刀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强制断发，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悲愤，以致“终日风霾，哭声满城”。[44]断发令颁布后，朝鲜人郁积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引发了朝鲜社会的大骚动，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的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迅速爆发并蔓延，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金弘集内阁的末日随之来临。

1896年2月11日，在俄国前公使韦贝尔和李范晋、李完用等贞洞派的精密部署之下，不堪忍受日本人和亲日内阁压迫的高宗逃离景福宫，来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宣布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亲日内阁至此倒台。金弘集、郑秉夏被逮捕并处决，鱼允中在流亡回乡途中被群众所杀，俞吉濬、赵羲渊、禹范善等30多名亲日派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甲午更张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是朝鲜的近代化之路并未中断，继之而起的是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和开化派知识分子掀起的独立协会运动。

评价

日本

甲午更张自日本控制朝鲜始，至日本失去朝鲜终，日本的影响贯穿其前后，因此甲午更张不仅是朝鲜的内政改革，也是日朝关系的一大事件，与日本有莫大的关系。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起初对甲午更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朝鲜人在数年之后看到其改革的成果，必将明了日本国的心志，并表示深切的感谢之情。”[45]后来又进一步阐述道：“一国之独立自应有一定法则，当今世界作为一国，无论国事还是人事，自一至十，倘非依据文明主义，国将不国……对朝鲜的干涉不仅不必客气，而且我辈祈盼这种干涉更加深入，使其迅速成功进入文明之门……日本人对朝鲜国事的干涉虽然明目张胆，但其目的在于一扫贫弱国度之腐败，引导其进入文明富强之域而已。”

然而甲午更张失败后，福泽谕吉又对朝鲜改革持悲观态度，他在1898年回顾甲午更张时说：“日清战争当初我国人士劝告该国政府革新弊政，组建内阁，制定审判法等相关法律，改进租税的征收法等，从形式上推进了与日本同样的改革，其结果使该国日益产生对日本的厌恶而已。看来朝鲜自有其固有习惯，而此种习惯决非朝夕可改。”

对甲午更张最早进行学术研究的也是日本人。1944年，日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田保桥洁发表了《近代朝鲜的政治改革》一文，该文将甲午更张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日本方面的干涉和指导，将甲午更张定位为“朝鲜官僚中的革新分子获得日本政府的全面援助，效法明治维新之鸿业，打破李氏五百年的旧体制，力图整备近代国家的态势的一次事业”，对其在朝鲜史上的意义，强调“其影响甚大，对半岛的社会经济机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最大事件”。

战后的在日朝鲜人学者姜在彦则称甲午更张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开化派执政的时期”、“首次从制度上给朝鲜的政治、经济、社会明显打下‘近代’烙印的事件”。姜在彦指出：“如果说甲午改革出于自主性和他动性两个方面，在与日本保持不即不离的同时，基本上贯彻了自主原则的是第一、第二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改革的行为主体是“改良的开化派”。他还写道：“甲申政变与甲午改革之间的区别，虽在于前者以暴力手段夺取守旧派的权利，后者是他动的，但都是因缺乏依靠对大众的启蒙获得国民认同的前提下由少数精英从‘上’面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

朝鲜

甲午更张和开化派领导的前一次改革——甲申政变一样，也是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次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甲午更张一般持否定态度，称之为“日本操纵下的所谓‘甲午改革’”，并评价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时期朝鲜人民自下而上的强烈要求（甲午农民战争中要求改革弊政方案等）。因此，其大部分内容在客观上是符合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朝鲜人民的愿望的。也就是说，‘甲午改革’形式上具有朝鲜‘资产阶级上层改革’的性质。尽管这一‘改革方案’其后很少实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客观上对朝鲜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才把这一‘改革’粉饰成似乎是为了朝鲜而实行的。但是，其实质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其侵朝而采取的对策而已。也就是说，当时朝鲜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国家管理体制、封建的实物税和贡纳制、封建官僚无止境的横征暴敛等等，这一切都已成为日本资本家对朝鲜进行掠夺贸易的障碍。因此，‘甲午改革’的结果，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朝鲜铺平了道路”。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趋向肯定，朝鲜著名历史学家金锡亨、全锡淡所著的《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认为“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施策”，同时认为改革的承担者（指金弘集等人）是“作为朝鲜人民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朝鲜人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以及日本侵略者和朝鲜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的调节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不能排除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不能给反动势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总体上来说，甲午更张被认定为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事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则情况大变，在按照金日成指示出版的体现“主体史观”的《朝鲜全史》（第13卷，1980年出版）中称之为“1894年资产阶级改革”，指出甲午更张是“在1894年农民战争的风暴中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革新官僚断行的近代的上层改革”，认为军国机务处“终究是我国革新势力独自建立的政治机构”，对甲午更张给予高度评价。对甲午更张的评价由否定转向肯定，主要体现了朝鲜政治形势的变化。早期刚解放不久，故着重控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而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以后，则要强调朝鲜的“主体性”，将甲午更张说成是朝鲜革新官僚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近代化而自主进行的改革。另外朝鲜史学界将甲午更张限定于1894年7月27日到12月17日军国机务处存在的时期内，认为井上馨的干涉标志着甲午更张的失败。而通常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则不被朝鲜所承认。

韩国

大韩民国史学界早期也与朝鲜一样，强调甲午更张是按日本的意图进行的近代化改革，方便日本侵略朝鲜，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对其给予偏否定的评价。韩国历史学家白钟基认为虽然甲午更张的内容“是日军占领下被强制执行的产物，但不少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应实施的条项”。然而，“即使说这类的改革是符合国民利益的进步政策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就其实际效果而言，也实在过于勉强”，“因为我国国民并不把它看成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福利制定的，而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侵略性产物”。

姜万吉教授在其著作《韩国近代史》中这样评价道：“甲午改革，从远的方面来看，反映了实学论者的改革论和‘民乱’农民的要求；从近的方面来看，则是把甲申政变的势力、甲午农民军等不断要求对旧的朝鲜王朝统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作为基础所进行的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怀着侵略目的的日本力量起了作用，使它没有能够成为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改革。……它在制度改革方面帮助日本侵略的性质更为突出。”

朝鲜和日本在甲午更张中角色，即究竟谁是主导者这一问题一直是评价甲午更张的纠结点，换言之即“自律性”与“他律性”的问题。日本史学界和早期的朝鲜、韩国史学界都认为甲午更张是“他律性”的，但朝鲜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认为甲午更张是“自律性”的而给予肯定评价；韩国史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开始倾向于甲午更张属于“自律性”的观点。

韩国学者柳永益批判田保桥洁等日本学者的他律性观点，主张“若要将甲午更张前后的朝鲜开化运动的开展情况、军国机务处的结构、运营及其议案内容等结合在一起而对此予以探讨，便可以得到甲午更张还不如说是朝鲜开化派官僚主导而日本进行帮助的一场改革，即归根结底究竟为自律性改革的特点”。

此观点亦值得商榷，如2002年高丽大学编著的《新编韩国史》中承认在甲午更张在早期基本没有日本干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其实不得不承认甲午改革是一场具有非自主性的改革。甲午政权本身就是由于日本的介入而成立的，掌权之后也是在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下促进改革的。正如前面所述，其改革内容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这与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改革促进势力没能在国内民众中间确立牢固的支持基础、同时又不具有支撑自己的独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局限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局限性又使得具有侵略目的的日本的影响力在改革的促进过程中很容易发挥作用，因此甲午改革就具有了帮助日本加深对朝鲜半岛进行侵略的制度改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