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 上

甲午更张

背景

朝鲜自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打开国门后，在内外部刺激下形成了开化党。开化党要求学习欧美日本进行近代化改革，使朝鲜实现富国强兵的效果。从此以后，朝鲜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一条改革之路。1884年12月，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次政变由于清朝驻军的介入而失败。守旧的闵妃外戚集团把持朝鲜政权，朝鲜开始进入停滞时期。主张改革的不仅是以开化党为代表的朝鲜早期资产阶级，朝鲜的农民阶级也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要求。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朝鲜政府在与农民军领袖全琫准等人谈判时，全琫准便提出了带有鲜明反封建色彩的12项改革要求作为停战条件。当时重镇全州已被东学军攻陷，朝鲜政府处境危急，遂接受了这12项改革要求，达成了“全州和议”。

在这种状况下，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实施内政改革来纾解困局。自东学党起义勃兴以后，不少朝廷大臣都呼吁进行改革，高宗也痛感时弊，表示：“迨此危难之时，凡系政治，宜亟改革，用人也、军政也、财政也，不可不为矫正也”“当取他国法而用之矣”。此时来自日本的外压也催生着朝鲜改革。原来当时朝鲜为了镇压东学党起义，请来宗主国清朝的军队进入朝鲜。日本认为发动中日战争的绝佳时机已至，亦悍然出兵朝鲜。日本开始的理由是保护使馆和侨民，可是随着“全州和议”的达成，农民起义已经告一段落，清朝和朝鲜都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为了使它的大军赖在朝鲜不走，同时也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于1894年6月15日抛出了“朝鲜内政改革案”。日本原本要求中日两国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但被清政府以不干涉朝鲜内政为由拒绝了，于是日本在6月22日以后开始转向单独改革朝鲜内政，而这一任务则落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身上。1894年6月26日，大鸟圭介谒见朝鲜高宗，提出内政改革的“劝告”。7月3日，大鸟又前往朝鲜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正式亮出了五项改革纲领：一、改革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并采用人才；二、整理财政，开发富源；三、整顿法律，改正审判法；四、为平定国内民乱，保持安宁，设必要之兵备；五、确立教育制度。五项以下又包含二十七条改革细目。

日本提出的要求看似合理，但其完全无视朝鲜内部的改革倾向，企图以自己的“劝告”来掩盖当时朝鲜政府准备改革的企图，更关键的是，日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举措完全是为了“迫使朝鲜达成协议，并作为激怒清国的手段”，以此来挑起战争。日本的企图也被朝鲜察觉，引起了“满朝反对之声”，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要求日本先撤军才能讨论改革，而大鸟则声称撤军与改革无关；另一方面，在大鸟圭介提出“劝告”的次日，高宗就在召见时原任大臣时指出：“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表示不买日本的帐，要自主改革。但大鸟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高宗被迫任命内务督办申正熙、协办金宗汉和曹寅承3人为内政改革交涉委员，于7月10日—15日与同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南郊的老人亭举行3次会谈。大鸟将五项二十七条的改革方案规定期限勒令朝鲜政府实行，并声色俱厉地威胁道：“若过十日，恐有兴亡！”朝鲜代表则指出日本的行为实属内政干涉，并说明朝鲜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希望日本不要介入，敦促其撤军。

与此同时，朝鲜的政局也发生微妙变化，闵妃集团的统治地位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改革呼声的高涨而发生动摇，闵泳骏等闵姓外戚成了众矢之的，金弘集等开化派人士开始得到重用。特别是被日本收买的金嘉镇、安駉寿、俞吉濬、赵羲渊、金鹤羽、权滢镇等“日本党”，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为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积极展开运动”。1894年7月8日，国王高宗下教旨罪己并明令“更张”，称“苟非大更张、大惩创，莫以矫积久之弊，莫以振委靡之风”。7月13日，朝鲜政府设立校正厅，“取东学党原情中几条，行会变通”，即根据东学党提出的要求来进行内政改革。日本人则认为设立校正厅“其实仅为名目以伪装改革之意，无非以巧辩虚饰，敷衍日本公使之体面，以免除一时窘迫之策。此乃清国崇拜者等于会议结果所出之权谋也”。老人亭会谈结束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申正熙等三名委员又分别向大鸟圭介发出两份书面照会，重申朝鲜自主改革的立场，要求日本立即撤军并收回限期的改革方案，7月18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予以反驳。至此朝日谈判破裂。

朝日两国间围绕内政改革问题的博弈对日本来说是挑起甲午战争的准备工作，对朝鲜来说则是甲午更张的先声。这从一开始就是日本设下的圈套，正如历史学家田保桥洁所言：“大鸟公使提出不可能实行的改革案，及其拒绝，再断言朝鲜没有改革的诚意，正是因为想要获得能单独进行改革的口实”。朝鲜艰难徘徊于自主改革和在日本压力下“改革”之间，最终在日本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后者，“甲午更张”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

改革之前

早在1894年7月10日，大鸟圭介就拟定了出兵攻占朝鲜王宫的方案。朝日谈判破裂后，大鸟圭介改变策略，不再以内政改革为突破口，转而以《江华条约》中规定的“朝鲜国自主之邦”来质问朝鲜。如果朝鲜认为自己是清朝属国，日军就进攻朝鲜王宫以问其违背条约之罪（日本的宣战诏书中原有对中朝共同宣战的副本）；如果朝鲜承认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就要把驻朝清军赶出去，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就要委托日军驱逐清军。此方法被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评为“狡狯手段”，首相伊藤博文也赞此法“最妙”。大鸟圭介遂于1894年7月20日向朝鲜外衙门发出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驱逐在朝鲜的清军、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并限期两天之内予以答复。同时，大鸟圭介料定朝鲜政府不会给出满意回答，于是在7月21日与侵朝日军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商定对朝鲜“实施威慑”，并由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秀山详细制定攻占王宫景福宫及汉城各要地的作战计划。

1894年7月23日凌晨0时，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派人送来答复照会，敷衍日本的要求。0时30分，大鸟圭介命令日军按计划进攻景福宫，与此同时，朝鲜的“日本党”也作为内应而蠢蠢欲动。凌晨5时，两路日军分别攻入景福宫东西两侧的建春门和迎秋门，然后一路占领了光化门，另一路又北上夺取春生门和神武门，在那里遭遇了朝鲜军队的猛烈抵抗，战斗持续到晨7时半才以朝鲜军败走而结束。当时高宗在咸和堂，闵妃听到枪声也从自己寝殿缉敬堂赶到咸和堂，与高宗在一起。晨5时40分，“日本党”头子金嘉镇引导日军找到国王高宗，日本人要求没收朝鲜军武器，被高宗所拒。日军大队长山口圭藏拔剑要冲入高宗寝殿，在刺刀威胁下的高宗不得不命令朝鲜军放下武器交给日本人。

而与占领景福宫同时进行的是诱出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行动，日军和冈本柳之助等浪人在7月23日凌晨3时半包围其府邸云岘宫，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大院君同意日本的要求，于上午11时进入景福宫，与高宗相见。大鸟圭介也在此时进宫，由大院君代国王接见。当天高宗颁布教旨，将一切军政事务交给大院君。大院君上台后将闵妃集团成员悉数逐出朝廷，组建亲日政府，至此朝鲜被日本控制。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扶植兴宣大院君上台，并不是因为他亲日，而是由于他是闵妃的政敌，并且推翻闵妃集团之后能收拾局面的非大院君莫属。真正的“日本党”如金嘉镇等人都是缺乏资历和威望的中下级官僚，上不了台面。事实上在1894年6月底，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有如下陈述：“韩政乱根于闵，不除（闵）妃断无从着手……如李夏（昰）应及此自振最妙，惜老无用”。可见大院君在当时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闵妃则四面楚歌，即便换做中国也期待大院君取代闵妃，只是决心不如日本大而已。日本人也知道“大院君一开始就不愿与日本共事”，扶植大院君不过是权宜之计，将他赶下台是迟早的事。

大院君受日本扶植建立新政府以后，在日本的裹挟下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几个条约，又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日军乃以此为凭据，南下进攻驻扎牙山的清军，继而挑起甲午中日战争。8月17日，日本政府大体上确立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政策[21]；8月20日，日本与朝鲜缔结《暂定合同条款》，规定7月23日日军攻占景福宫事件一笔勾销，两国不再追究；8月26日，《日朝同盟条约》订立，规定朝鲜有义务配合日军对清作战，由此朝鲜正式加入日本阵营。与此同时，自日本控制朝鲜以后，内政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的建议下，金弘集于1894年7月27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五日）被任命为议政府领议政，并在同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设在景福宫的修政殿内，作为改革的中枢机关，正式启动近代化改革，史称“甲午更张”。

第一次改革

历史上通常将甲午更张（或称甲午改革）分为3次，第一次甲午改革为1894年7月27日到1895年12月16日，第二次为1894年12月17日到1895年8月23日，第三次为1895年8月24日到1896年2月11日（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第一次甲午改革是在金弘集为首的“军国机务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军国机务处具有立法机构和行政决策机构的性质，其人员构成如下表：

机务处头衔

官职

姓名

备注

机务处头衔

官职

姓名

备注

总裁

领议政

金弘集

议员

内务参议

金鹤羽

副总裁

内务督办

朴定阳

内务参议

权滢镇

议员

内务协办

闵泳达

外务参议

俞吉濬

江华留守

金允植

外务参议

金夏英

9月21日退

内务协办

金宗汉

工曹参议

李应翼

壮卫使

赵羲渊

副护军

徐相集

大护军

李允用

宣惠厅提调

鱼允中

8月2日进

外务协办

金嘉镇

吏曹参议

李泰容

8月2日进，9月21日退

右捕将

安駉寿

内务参议

权在衡

8月2日进

内务参议

郑敬源

工务协办

李道宰

9月21日进

内务参议

朴准阳

知中枢院事

申箕善

9月21日进

内务参议

李源兢

9月21日退

壮卫营领官

禹范善

9月21日进

正如大鸟圭介所说：“军国机务处总之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22]但是金弘集等人并未完全倒向日本，而金嘉镇等“日本党”又被评为“半知半解的开化者”，所以日本人其实对军国机务处并不十分满意。另外第一次甲午改革名义上是在日本的“劝告”下进行的，实际上基本是军国机务处自行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忙于甲午中日战争，无暇顾及朝鲜的内政改革。陆奥宗光曾谓：“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以满足我国的利益为第一目标，只求达到这个目的，而根本没有为此牺牲我国权益之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论之，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日清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日本的“不重视”，让这次改革有了相对自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