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吏管理制度2 (2-1)

春秋战国以来，废除世官制已渐成必然趋势。当时大动荡、大变革的局面客观上也为废除世官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自春秋后期以来，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积累的统治经验随着文化的流传而传播。一般的平民有可能通过学习掌握政治经验。同时，大动荡的时代赋予一般平民从事实践经验的锻炼机会。因此，春秋末期以来，人才辈出，为广泛从各方面选任官吏创造了条件。《史记·儒林传》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孔子的学生中，以下层平民居多，上层贵族仅是少数。墨子的学生出身低微者更多。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也成为一个职业性的任官团体，各国诸侯都要在墨子集团那里“求严师”、“求贤友”、“求良臣”【107】。战国初年，晋国的“王登为中牟令”，“一日而二见中大夫”，“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芸，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108】。王登荐举中牟人为官而牵动无数种田的百姓，可见被荐举者实为有文化的务农人。出身下层平民的人才大量涌现，已使废除世官制成为可能。

正是在上述客观形势的变化中，世官制逐渐走向衰亡，新的选任制得以逐步确立。

2.新的选任制逐步确立

世官制衰微，新的选任制兴起，新旧两种制度的交替衔接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时期，从春秋前期开始，就应时代需要而出现了选贤任能的点滴尝试。到战国中期，新兴官僚制下的选任制终于基本确立。

春秋时期，齐桓公是较早实行选任制改革的君主。《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把任贤作为一种基本政策，发布命令，要地方基层官“进贤”。齐桓公还在葵丘之盟中规定:“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109】。禁止官位世袭、兼职揽权，封官必得其人，正是齐桓公“以才任官”思想的明确体现。齐桓公起用政敌而首霸中原，则是打破亲、旧，任用贤能的典型例证。晋国任贤风气最盛。文公、厉公、悼公、平公时期不仅大量任用异姓大夫，而且也重用羁旅之臣，所以能人才辈出，使晋国政治很有生气，得以长期保持霸主地位。楚国“期思之鄙人”孙叔敖很有才能，楚庄王大胆起用为令尹，结果“十二年而庄王霸”【110】。春秋后期雄起的吴越，在选贤任能方面极为突出。吴王阖闾任用羁旅之臣，以楚人伍子胥为相，以齐人孙武为将，改革内政，训练军队,终于击败强楚。越国一度为吴灭亡，但越王重用贤才文种、范蠡，并实行“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111】的招贤政策，尽量任用一切可资成功的人才，通过“十年生聚”，最终灭亡了吴国。秦穆公破格起用“五羧大夫”百里奚，是更为令人瞩目的任贤实践。

春秋时期，各强国伴随着自己的霸业实践，在官吏的选任上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选贤任能的改革尝试，但选任制的改革在春秋时期仅是点滴的。从整体上看，世官制在春秋时期仍占主导地位，并且当时对贤能的选用，一般仍局限在贵族圈子之内。所谓破格，也主要指对有才能的中级或低级贵族，委以治国重任。战国时期，选任制才有更深刻、广泛的改革变化。

春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在战国时期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广泛和深刻。在战国这个“大争之世”，各国之间的竞争，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形成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总体战，因此各国对人才的需求，从质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迫切程度。于是，各国不得不在选任制上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革，以期在空前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胜利。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无不将选任制改革置于突出地位。废除世官制，选贤任能成为各国变法的基本内容。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深入，到战国中后期，新的选任制得以初步确立。新选任制的基本途径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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