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种说法同第一种说法相悖,一下子把原来一致认定的《汲冢书》出土地点由汲县(现河南省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移到了河南省辉县市占城乡的大梁冢村。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与辉县市占城乡大梁冢村,两者相距30余公里。尽管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晋时期,这两个地方都在“汲郡”的管辖范围内。
史料载:“汲郡,西晋泰始二年(266年)置,治所在汲城(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汲城村一带),属司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卫辉、新乡、辉县、获嘉、修武等市、县。其后,治所、辖境屡有变迁。”
所以,到底是在哪里发现这些竹简的呢?我们不知。
那么,就从大致的年代推算,本书出自(279-281年),历经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竹书纪年》的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无存。
尽管如此,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 ,是为《古本竹书纪年》。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现在,《竹书纪年》这本书流传最广的版本应该就是方诗铭对清朝和更前面朝代留下来的资料进行的再次考据,并且收录了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组成了现在最完整(或许也是最贴近本意)的版本。
从最初的完全版,到中间的丢失,再到后来的接近于完全的版本,这接近于一个回环。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回环螺旋的阶梯呢?我认为是的,历史是以螺旋的形式发展的,而不是以直线的形式。每一个朝代都是最初发展,然后,后来的皇帝要么改革失败,要么不能深信于民,要么自身没有足够好的决断还荒淫享乐,最终把整个朝代都丢失了。
我想,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诚然,杜牧是想要告诫当权的皇帝“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也依然没有阻止唐朝后期的动荡。
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的开明专制统治;尼古拉一世的以书报审查和政治密探为特征的保守专制时代;亚历山大二世的进步改革时代,以及国内外矛盾总爆发的尼古拉二世时代。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哲学家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卢梭、康德和费希特等人都论述过事物的发展源于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则认为事物的发展就是从统一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统一的一个圆环路径,在完成这个“圆环”以后,又会开启一个更大的“圆环”,就是这样不断推进事物向前发展的。
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在《自然辩证法》里宣称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家或学者,多以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为圭臬,他们都认可“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近似于一串圆圈,类似螺旋的曲线”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占有集中化。王朝初起之时,天下荒芜。朝廷把大量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开荒和耕种,形成大量小家小户的自耕农。这一时期是王朝政府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义集中占有土地,然后将其分散到需要土地的个人手里以培养税源。
到了中后期,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往往是和官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权贵大户手中,贫民“几无立锥之地”,只能大量成为权势户的人身依附者。能够承担赋税的自耕农越来越少,政府的税源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下降,最终导致王朝灭亡,旧王朝的灭亡又会给新王朝带来大量未有分配的空白土地。在2000年的历史里这样的治乱循环反复进行。
当然,在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同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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