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伊拉之境 (8-6)

《竹书纪年》这个书名是后人取的，因为它原是书写在竹简上，又是纪年的。又由于它是从汲冢中发现的，所以又有人称之为《汲冢纪年》或《汲冢书》。这书自从发现以后，就经常为人所引用，如《水经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通》等书都有引证。但唐以后就不见于著录了，可知这书已佚。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

到了明朝，忽然又出现一本《竹书纪年》，内容从黄帝讲起，共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许多事实古本有而本书却不载。经过清人考订，证明今本乃是明朝一些无聊文人拼凑成的一部伪书，其内容几乎无一不是袭用《史记》等书，所增加者不过年月而已。

今本和古本的不同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纪年方式：古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分别采用了东周纪年、晋国纪年、魏国纪年三种纪年方式；而今本则统一采用了帝王或天子纪年方式。

二是关于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的记载：古本的记载完全颠覆了传统上《尚书》《史记》等经典古籍的记载，而今本则与《尚书》《史记》的记载完全相同。

三是现在看到的古本辑订本中没有出现帝“陟”的表述，而今本则明确指出“帝王之崩皆曰陟”，而且几乎所有帝王之崩均用“陟”来表述。

当然，这本书还有其他谜团，关于出土时间，也就是被发现的时间上。

一是咸宁五年(279年)说。此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举伐吴。 ”唐人张怀瓘《书断》、宋人郭忠恕《汗简·略叙》等文献也持此说。

二是太康元年(280年)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西晋著名学者杜预，其《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记载：“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隋书·经籍志》及唐代学者孔颖达等也持这种观点。

三是太康二年(281年)说。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西晋史官荀勖在为另一本在汲冢出土的文化典籍《穆天子传》所作的序文中提出这种看法。他说：“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另外，房玄龄等所著《晋书·束皙传》、太康十年汲县令卢无忌的《齐太公吕望表》也对这种观点表示强有力的支持。《晋书·束皙传》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这本书还在出土地点上存在疑惑。

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所采用的最普遍的说法是汲冢，在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西南10公里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因墓地在汲县而得名，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至西按天、地、五行编号)。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準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存疑）

经束皙整理编辑的《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种说法主要是依据西晋太康十年汲县令卢无忌所立《齐太公吕望表》所言“太康二年，汲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而立论的。

民国23年编订的《获嘉县志》却认为，“(大梁冢村)古之汲冢也(晋属汲郡)，或为魏安釐王冢。”新编《辉县市志》“文物篇”古墓葬栏目也认为，魏安釐王冢位于辉县市占城乡大梁冢村北的“大梁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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