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党起事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84年时,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清德宗(光绪帝)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依靠清朝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有所削弱。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曾在政变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等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载后,形迹必彰。……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这里并非反映的是开化党势力壮大,而是事大党不断分化、朝鲜统治者与中国离心的状况。不仅是官方,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当时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鲜药房店主被枪杀,凶手身着清军军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开化党的支持者)主笔的《汉城旬报》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一事件,企图勾起朝鲜官民的反华情绪。此时又发生了李范晋案,原来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依据朝鲜法律,两班贵族不经国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员私自处置李范晋,引起朝鲜各方的不满。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判断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国内又出现了反清情绪的苗头,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法)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人已决意起事了。
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而欲在中法战争中浑水摸鱼的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了。1884年6月下旬以后,金玉均回到朝鲜政府中任外衙门协办,日本驻朝代理公使(原为一等书记官,即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开始尝试接近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他表示在中法战争的情况下,“君辈(指开化党人)如能为国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为不可。”于是开化党人与日本公使馆的关系日益亲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先前对开化党的消极态度,极力撺掇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起事。金玉均虽然已经在借款事件中领略了日本人的狡猾无常,但他仍对日本抱有幻想,将日本视为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谋发动政变。美国也在道义上支持开化党改革,但建议谨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馆,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又有总岛和作等4名日本人“壮士”加入政变队伍,藏身于金玉均家中。竹添进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鲜政变问题拟定了甲、乙两案上报日本政府,甲案为日本煽动开化党作乱,由开化党引入日军,以此击退清军,而乙案则为不干涉政策,竹添还在“附言”中极力主张甲案。后来的政变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记录显示竹添进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变态度,与朝鲜开化党接触并支援其发动政变。
政变经过
政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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