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
历史背景
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鲜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在地下传播的天主教飞速发展,由实学思想演变而来的开化思想亦应运而生。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朝鲜政府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镇压农民起义和天主教徒。1866年,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神父为由派军舰侵入江华岛,被朝鲜击退,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入侵江华岛,不久后被迫撤兵,史称“辛未洋扰”。经过两次“洋扰”事件,朝鲜政府重申“锁国令”,并在朝鲜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国门进一步紧闭,朝鲜也因此被欧美列强称为“隐士王国”。
而朝鲜的邻国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力迅速发展。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所以竭力向外扩张,朝鲜则首当其冲。日本自古以来就觊觎朝鲜半岛,曾挑起“壬辰倭乱”等大规模侵略战争,明治维新后,日本不少维新人士更是大力鼓吹“征韩论”,企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原料产地(主要是农产品)和倾销市场,进而并吞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朝鲜国门的打开是侵略朝鲜的必要条件,因此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朝鲜政府与之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因为日本在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十分气愤,所有国书均被拒绝受理。
1873年,日本和朝鲜政局相继发生重大变动。这年10月,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失势,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掌权;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排挤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随着两国强硬派的先后下台,朝日关系一度转向缓和,和平交涉迅速推进。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不仅反对日本国书中的“大日本”、“皇上”之类的字眼,还反对日本使臣身着西式燕尾服参加朝鲜设的欢迎宴会。执政不久、根基未稳的闵妃集团对于反对之声也无可奈何,刚有眉目的朝日交涉又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是矛盾重重,下野的征韩派蠢蠢欲动,甚至挑起叛乱(佐贺之乱),体制内也是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所以大久保政权不得不利用朝鲜问题来转移视线,这样可以一面解决朝鲜外交悬案,一面巩固政权。另外,明治政府一贯致力于修正幕末不平等条约,迫使朝鲜签订近代条约也有助于此,正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评析日本政府逼迫朝鲜签约“不仅可以展示她作为一个东方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近代文明的拥护者而提高其声望,还成功获得了士族的好感并转移了对于棘手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签订过程
谈判契机
1875年4月,在朝鲜交涉受挫的日本驻朝鲜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让其副手广津弘信回国,向日本外务省提议派遣军舰开赴朝鲜,借口测量海路来进行示威,以推进日朝交涉。虽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不赞成其计划,但广津弘信等人转而找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河村纯义)商量,提出了派遣军舰测量北海西海的献议并得到批准人,俘虏16人,缴获大炮36门,并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该事件成为朝日《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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