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 (6-2)

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户会合，率领载着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陆战队262人）的3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打开朝鲜的国门，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日本政府要求使臣必须从朝鲜得到的是：1.除釜山外，在江华岛开港（后因实地勘测发现江华岛不适宜开港而改在他处）；2.朝鲜沿海的自由航行；3.云扬号事件的谢罪。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赶到下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进攻朝鲜。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然而，当时日本的财政条件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还是期待和平解决（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了黑田的增兵建议。

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了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交涉（如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都被清朝总理衙门拒绝。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他建议在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交涉过程中“彼等（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

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11]朝鲜政府紧急召开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1876年1月30日，朝鲜政府以申櫶为接见大官， 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交涉。2月10日，黑田、井上在江华岛登陆，日朝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江华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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