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岛事件 (4-1)

江华岛事件

历史背景

从日本幕末时代起，就不断有日本人鼓吹侵略邻国朝鲜，是为“征韩论”，著名倒幕志士吉田松阴所阐述的“失之俄美，补之朝鲜”，就是这种“征韩”思想的典型代表。1868年1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溃，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并迁都东京，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对内实行“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则要“开拓万里之波涛”，逐渐开始侵略扩张。近代以来日本产生的征韩论事实上被明治政府继承，成为日后侵略朝鲜半岛的基调。

17世纪以来，日本和朝鲜的外交是以通信使和“岁遣船”为纽带的有限的交邻关系。1869年以后，日本不断向朝鲜传递国书，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并希望朝鲜打开国门，扩大通商，同日本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当时朝鲜正值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厉行锁国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国书中出现“天子”、“奉敕”等字样（这些字样在朝鲜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朝鲜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将其退还。以后日本又多次传递类似格式的国书，但均遭拒绝。同时，朝鲜与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拦出”等事件，导致朝鲜方面限制日本人的活动，甚至断绝粮食供应、停止贸易活动，朝日关系一时十分紧张，陷入断交状态。

以“书契相持”导致的朝日紧张为契机，“征韩论”开始在日本迅速蔓延开来，不少维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要求讨伐“无礼”的朝鲜，实则要以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以便对内缓解日本国内矛盾，对外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韩论”的沸腾是从1870年出使朝鲜未果的佐田白茅提出讨伐朝鲜的建议后掀起的，而明治维新的元老人物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则大力倡导，使“征韩论”甚嚣尘上。但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征韩”问题发生激烈斗争，内部分化为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缓征派”和西乡隆盛为首的“急征派”，1873年秋随着岩仓具视使团的归国，两派斗争白热化，终于发生所谓“明治六年政变”，在明治天皇的亲裁下，“缓征派”压倒“急征派”而主导明治政府，西乡隆盛等主张“急征”的一派与明治政府决裂，不少武士也对此愤慨不平，“征韩论”的决裂也成为后来日本西南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大久保政权并非对朝鲜毫无兴趣，而是正忙于处理内政及与俄国和中国的外交纠纷，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恰好朝鲜政局也发生变动，朝鲜的王妃闵妃取代强硬的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起用开化派朴珪寿为政丞，表现出开放国门的姿态，再加上清朝也在1874年夏向朝鲜传达了由日意格提供的日本将在“征台”结束后入侵朝鲜的情报，使闵妃集团更加重视与日本的关系。闵妃集团上台后，就把对日往来的窗口——东莱的府使之职由大院君的亲信郑显德替换为朴齐宽，并以朴定阳为庆尚左道暗行御史，前往日本公馆（釜山倭馆）调查朝日断交的真相，7月逮捕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交涉的前釜山倭学训导安东晙（翌年枭首警众），以向日方传递秋波。朝鲜新任倭学训导玄昔运在1874年9月向日本外务省驻朝鲜釜山的理事官森山茂表示随时接待日本来使，并确立了“政府对等”的原则（朝鲜礼曹判书对日本外务卿）。[1]随后，朝鲜大臣赵宁夏也写密信给森山茂，表达修好之意，森山茂也和朝方约定修改国书后再传递于朝鲜，旋即回日本复命。1875年2月24日，森山茂又来到朝鲜釜山，向朝鲜递交新的国书（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致朝鲜礼曹判书、日本外务大丞宗重正致朝鲜礼曹参判）。日本新国书中只是把“天子”改为“皇上”，并且自称“大日本国”，而称朝鲜还是“朝鲜国”，令朝鲜面有难色，森山茂要求见东莱府使黄正渊，玄昔运先请求延期，其后朝鲜答应设欢迎宴，但又拒绝森山茂等身着西式燕尾服赴宴，日朝交涉重新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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