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六） (5-2)

多年以来，关于本雅明的历史构想的争论一直围绕着追问它在本质上是“神学的”还是“唯物的”（又或者，它如何可以两者兼得），因为本雅明自我认同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又坚持使用明确的弥赛亚母题(Wolhfarth 1978；Tiedemann 1983——4)。这是三段友谊带来的遗产争议，它们的影响相互竞争——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争议把哪谁应用来解读本雅明的最后的文本《论历史概念》的片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或者说众所周知的《历史哲学论纲》)。肖勒姆提倡神学解释，布莱希特启发了唯物主义解释，而阿多诺则试图在两者之间锻造某种形式的兼容。不过，如果把追问框定在现有的“神学”和“唯物主义”概念里(这个悖论就变得自给自足了)，这个追问就提错了，因为本雅明的目标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间的哲学的基础之上彻底地再思考这些理念的意义。这种新的历史时间的哲学是本雅明晚期写作的终极目标。在拱廊街计划第N卷的《论知识论、进步论》构成里，它几近全然地明晰地显现了；它在1937年的文章《爱德华·富赫，收藏家和历史学家》里，它应用到了艺术史上；而在《论历史的概念》里，它以一种浓缩的、修辞上政治又成问题的形式展现出来。它源于一种双重批评，既批评历史主义里“庸俗自然主义”，也批评有关的社会民主党在进步概念下推迟行动(Kittsteiner，1986)。基于把“文学蒙太奇”作为构成“辩证意象”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对历史可理解性(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的构想(AP，460-1)。它在准弥赛亚式的革命概念中达到顶峰，革命是历史的“切断”(interruption)，或者是“阻止将要发生的事”(arrest of happening)：“无阶级的社会不是历史进步的最终目标，而是对历史进步所作的往往流产、但又最终实现了的切断”(SW 4,402)。

“展示了一种在自身之中湮灭了“进步”理念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基建概念(founding concept)的，不是进步，而是实现[实际化] (actualization)”(AP，[N2，2]，460)，本雅明把这当作廊街计划的主要“方法论目标”之一。本雅明这么做，既有哲学上的理由，也有政治上的理由。在哲学上，本雅明把传统的进步观念看作是“同质”且“空虚”的时间构想对于未来的投射，典范如兰克的历史主义就尝试“如其所曾是”地再现过去(SW4,395；391)。这种时间构想的基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时间的连续统，诸个事件在其“中”发生了，它们因果地相互连接。它不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间有基本的时间-本体论区别，因此，它是自然主义的；它不觉得时间是时间分化(temporal differentiation)的持续生产。时间仅仅由在其中发生的诸事件之间的差异所分化。尤其是它未能把握到历史时间（人类生命的时间）是通过这种内在分化得以构成的，通过记忆、预期和行动的生存样态得以构成的。就此而言，本雅明的时间哲学和海德格尔之间有亲和性(Caygill，1994)。

“进步”理念的背后是时间自然主义，它的政治后果是因循守旧(conformism)。对本雅明来说，悖论地是，这尤其适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理念(ideal)，在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意义上，它是一个“无尽任务”的目标：

一旦无阶级社会被定义成一个无限任务，空虚同质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前厅，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平静地等待革命形势的涌现。(SW 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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