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五） (5-1)

6.艺术与科技

本雅明通过技术(Technik)概念来接近“艺术危机”对“经验危机”的症候意义，证实了本雅明历史发展观中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特征。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马达。然而，就像他在“进步”概念一样，在“技术”方面，本雅明也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有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所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版本。(见下文第8节)。他不仅认识到受“对利润的贪婪”(SW 1，487)所支配的技术可能会造成“大屠杀”——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中得到了充分显示——而且，他着手区分了“第一种”和“第二种”在潜在上是解放性的技术，后者使“高度生产性地利用人类的自我异化”成为可能(SW 3,107；113)。在某些地方，它似乎是一种“技术化宇宙政治学(technological cosmopolitics)”或“新的集体技术体”(new collective technoid body)政治学的基础(Caygill 2005,225；Leslie 2000,153，在Osborne 2005，II：391)。

“对自然的掌握，是一切技术(Technik)的目的——帝国主义者是如此教导的。但是……技术不是对自然的掌握，而是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掌握……在技术上，人们组织physis，通过physis，人类与宇宙的交往呈现一种新的、不同于它在国家(Völkern)和家庭中所具有的形式。” (SW 1, 487,翻译有改动)

“集体也是身体。在技术上为它所组织的physis只能在意象范围中通过所有政治和事实的现实被加以生产，亵渎了的启明从而触动了我们。只有当技术之中的身体与意象如此相互渗透时，以至于所有革命的张力成为了身体的集体神经网络(bodily collective innervation)，而所有身体的集体神经网络都成为了革命的释放，现实才能抵达《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程度，从而超越自己。(SW 2，217–8)

这两个段落分别来自《单向街》和《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景》的结尾，传达出了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思想中的某种狂热特征，在这一思想中，技术站在窄如刀锋般锋利的政治分界上，处在“厄运的拜物”(“a fetish of doom”)和“幸福的钥匙”的两种可能之间。(SW 2,321)。艺术——一种大众的艺术——在这个场景中作为教育机制出现，通过这个机制，集体可以开始挪用自己的技术潜力。

第一种技术确实试图主宰自然，而第二种技术则是主宰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今天，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正是排练这种相互作用。这点尤其适用于电影。电影的功能是训练人类所需的统觉和反应，好应对在他们生活中其角色几乎与日俱增的庞大装置。应对这种装置。还教会了他们：只有当人类的整个构造都已然适应第二种技术解放后的新生产力时，技术才会把他们从机器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SW 3,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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