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三） (5-5)

论悲苦剧的这本书结束了本雅明的德意旨“生产周期”(cycle of production)(C，322)。20世纪20年代初，本雅明开始沉浸于大规模的政治思想研究计划，其中只剩下一些片段和《暴力批判》(Steiner 2001，61)。正如Uwe Steiner所指出的，虽然本雅明的政治思想可能要定位在表现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的环境里，但在他对政治的定义中，“满足于未增强的人性”就是实现幸福，占据着中心，这直接对立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悲剧英雄主义(Steiner 2001, 49–50, 61–62)。这标志着他对Irving Wohlfarth所谓的 "青年政治"(“politics of Youth”)(Wohlfarth，1992，164)的继续和突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受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所影响的历史和文化哲学。然而，本雅明说，他与青年运动的决裂算不上是放弃了早期思想，而是把它淹没在“更坚硬、更纯粹、更隐形的激进主义”之中(C，7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T. J. Clark所描述的——用阿多诺的话(SW 4，101-2)——拱廊街计划里人类学唯物主义的“隐秘”特征，Clark评论说，在这里"仿佛这种政治在别处被积极地宣扬和发展"(Clark 2003，45-46)。

《单向街》（One-Way Street (Einbahnstraße)，1923-6年创作，1928年出版），开启了一个新周期，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之前由理论阐述的经验之思辨概念付诸了实践，以其寄寓式的方式沉浸在事物的深处。城市为《单向街》提供了感觉、意象的材料，而传单、标语牌和广告这类体裁则提供了构成性，通过这些原则，《单行道》被重组为星丛。这种形式的方法论类似于摄影和电影这样的技术媒介，以及俄罗斯构成主义和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前卫实践。这就需要阿多诺所描述的“针对哲学的哲学”(“philosophy directed against philosophy”)(Adorno 1955, 235)或Howard Caygill所说的 “超越哲学的哲学化”(“philosophizing beyond philosophy”)(Caygill 198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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