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一） (6-4)

本雅明也相信，更加思辨的形而上学必然会抹消康德建筑术中自然与自由间的尖锐区分——或曰因果机制与道德意志间的尖锐区分。因为在康德的批判体系中，正是“辩证”的特殊知性中介了这两个领域，这就需要对康德式辩证加以思辨地再思考。这意味着，三段论逻辑关系的新可能性自身也许被打开了，被囊括进了他所谓的“在另一个之中，两个概念的特定非综合(nonsynthesis)”。(SW 1, 106; cf. Weber 2008, 48) 这里暗示的非综合关系，可以看作预示了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所理解的理念，它将理念理解为诸极端的星丛(the Idea as a constellation of extremes)，也预示了后期成熟写作中的辩证意象(the dialectical image)。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对康德的元批判代表了一种在黑格尔式辩证法外构成另一种后康德传统的尝试。因而，它需要新的历史哲学。

3.浪漫主义、歌德与批评

最初，本雅明试图在康德历史哲学的语境下发展这些理念，他相信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康德体系的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暴露和挑战(C，98)。《学生的生活》(Das Leben der Studenten，1915)这篇很早的文章，就暗示了这些问题如何在历史哲学之中得以显示(manifest)。它拒绝“一种历史观，它信仰无限的时间，因而仅仅关注时间自身的速度或者缺乏速度，接下来，人民就与时代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另一种视角与之相对，“在其中历史显得(appears)集中于单一的焦点，譬如在哲学家们的乌托邦意象里被找到的那些焦点”。(SW 1，37) 而后者、“弥赛亚”历史观，有着明确的意图和方法论：它旨在把握本雅明所谓的历史的“最终条件”( “the ultimate condition”)和“最高形而上学状态”( “highest metaphysical state”)——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之绝对(historical Absolute)——它并不作为历史的目的(telos)或终结(end)，而是作为内在的完成状态(immanent state of perfection)、有潜能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显示自身(SW 1，37)。他声称，对这种形而上学条件的必要认知需要一种批判(Kritik)行动 (SW 1，38)。本雅明的博士论文的话题最开始计划是康德的历史哲学，虽然他之后觉得有必要把话题改成早期德国浪漫派的艺术哲学，但最初计划的关键特征在成品里还是有所保留。他说，敏锐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中分辨出对真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洞见(C, 135-6)。尤其是，运作在浪漫主义美学中的艺术批评概念建立在揭示了浪漫主义“弥赛亚”本质的知识论条件之上(SW 1，116–7；n.3，185)。历史的最高形而上学状态和每个特定时刻的短暂性(ephemerality)之间的弥赛亚式结合(The messianic conjunction)，在此被视作在理论上决定了 每个特定艺术作品 和 艺术之绝对(artistic Absolute)(或本雅明所定义的艺术理念(the Idea of art))之间的浪漫主义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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