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道德地位（一） (6-4)

……任何理性的存在物，都作为自身的手段存在，而不仅仅是为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使用的工具。然而，那些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但依赖于自然的存在物，如果它们不具有理性的话，那么它们就只有作为手段相对的价值，并因此被称作物。另一方面，理性的存在物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他们的本质已经把他们规定为自身的目的。（Kant [1785] 1998: [Ak 4: 428]）

还有：

人类（human being）能够表征“我”的事实使他无限地高于地球上的其他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人（person），及一个在等级和尊严上完全不同于物的存在，后者如非理性的动物，人们可以随意处理和处置它们。（Kant [1798] 2010: 239 [Ak 7: 127]）

最近的康德传统的工作发展了这一想法。例如，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认为人类“独特地”面对一个问题，即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类意识的反思性结构。我们可以，而且经常思考我们的欲望，并且问自己“这些欲望是行动的理由吗？这些冲动表征了我行为所根据的那种东西吗？”我们的反思能力允许并要求我们从自己单纯的冲动中后退来决定何时和是否要据其行动。在后退中，我们获得了一段距离来回答这些问题并解决规范性问题。我们以对自身的概念——我们的“实践身份（practical identities）”——为基础决定要不要将我们的欲望作为行为的理由。当我们决定是否要将某一个欲望当作行为的理由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反思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一种可认可的（endorseable）的对自身的描述。这种可认可的对自身的描述，这一实践身份，是一种必要的道德身份，没有这种道德身份我们就不能将自己的生活看作值得的，将我们的行为看作值得做的。科斯嘉德认为，人类面临规范性问题的方式显然是非人类动物没有的：

低等动物的注意力是固定在世界上的。它的感知就是它的信念，它的欲望就是它的意志。它从事有意识的活动，但对这些活动没有意识。这是说，这些活动不是它们注意的对象。但是我们人类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的感知和欲望本身，转向我们的心理活动，我们对它们是有意识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思考它们……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其他动物并没有的问题，即规范性问题……反思的头脑不满足于感知和欲望，不仅仅如此，它需要一个理由（a reason）。（Korsgaard 1996: 93）

在这里，科斯嘉德把“理由”理解为“一个反思性的成功”，鉴于非人类动物被认为无法以以一种允许它们取得这种成功的方式进行反思，看来它们不根据理由（reasons）行事，至少对于这种理由而言。既然非人类动物不根据理由行事，它们也就没有一个据以反思并为之行动的实践身份。因此，人类可以和非人类动物区分开来，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人类是规范性的来源而非人类动物不是。

1.3.1 理性人（Rational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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