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诠释主义（三） (7-6)

回顾在目前的进路中，一些道德上的关切使制度性实践与权利义务有关，并使得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真正的道德权威。但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任何行动，只要有道德后果，甚至改变权利和义务的行动，以及任何权利和义务的改变，都应被视为属于法律范畴。诠释主义者认为制度性实践和法律权利义务之间的正当联系必须是对法律实践所特有的道德关切的适当回应。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假设，强制实施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因此，如果一项权利或义务要被允许执行，法律的观念就必须阐明这种权利或义务与制度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回想一下在这个假设下，道德关系是合法性的关系，而且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合法的，是因为它们与制度性实践有关）。如此理解的合法性要求似乎对可能构成法律权利和义务基础的制度性行动或制度性实践的其他方面施加了程序性和其他性质的限制。官员们经常公开宣布他们的未来举措，以塑造他们的目标受众的期望，从而影响受众的行动（就像欧洲央行行长在英国政府组织的一次重大投资会议上宣布，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Draghi 2012）。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做出旨在提高期望值的保证时，我们就会因此改变我们对那些被保证人的责任，这些责任通常是我们有义务去履行的。但是，没有理由期望官员在正常程序之外会采取的这类行动，其本身就会影响任何法律权利或义务。同样，也没有理由排除它在确定其他程序上适当的机构行动或做法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上发挥一些作用。

出于类似的实质性原因，以下观点并不能从其将法律权利和义务视为制度性行动的道德后果的观念中得出，即诠释主义不能区分这些在制度性行动中获得的可执行的权利和义务，而制度性行动作为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塑造者，在适当的观念上，它一方面是为合法性的价值服务，另一方面是这些权利义务下游的进一步道德后果。根据讨论中的假设，如果权利或义务与制度性实践之间的确定关系能实现实践中的原则性一致，那么它就能减轻相关的道德关切。（更详细的讨论在这一节和第四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区分Albert的法律义务,他在一些新的医保法律颁布后，相应地为他的员工购买了新的、更贵的医保项目，并且他还对他的家庭承担进一步的衍生责任，即在他的业务支出增加的情况下，要减少其个人指出来维持收支平衡。在这个假设中，Albert有法律义务购买新的、更贵的医保项目，因为一旦新的立法被纳入制度性实践，这就是实践中的原则一致性所要求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义务的存在是由于立法对法律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改变对Albert的财务产生了影响，加上某些似乎与立法主题和立法原则无关的个人情况和常规（standing）义务，Albert开始有了一些财务审慎的义务。根据这些事实，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义务与制度性实践有正确的关系，因为立法已经改变了这一关系，并将其划为真正的法律义务，这些法律义务的承认和执行将有助于原则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义务的改变是由于立法对法律做出的改变——不过，立法对Albert的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仍有可能影响到他可能拥有的先前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的某些方面，例如抚养子女的义务。

6.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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