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诠释主义（二） (5-3)

如果有多个候选原则方案在其独特吸引力和一致性方面都不能平等比较（unequal），并且在各维度上都不完美，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诠释者是要排除更多的原始规范以使得原则方案更有吸引力，还是要在吸引力方面作出更大妥协以换取一致性的提高呢？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相对的收益和损失在一些关于他们的重要性的观念上不会显著不成比例情况下，诠释者不能诉诸于本质或一致性来证立其选择的正当性，并且对其还能诉诸什么也同样不清楚。

还有一些更加困难的情形。混合诠释主义让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仅由交流构成的、由诠释在其基础上运作的、前诠释（pre-interpretively）给出的制度上的有效的规范集合（corpus）与诠释产生的最终规范集合之间的鲜明区分。因此，它让人觉得，关于法律究竟是局限于未经处理的输入（input），还是延伸到已经处理的输出（output）这个问题，仅是一个口舌之争（verbal）（Hart 1994, Postscript; Schauer1996; Greenberg 2011a）。

鉴于这些问题，混合诠释主义使诠释过于接近于做假账，使它们反映某种理想典范（ideal），而如果对此不加理会，它们就会毫无作用。合理的做法是，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关于“什么决定法律内容”的学说，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关于如何在既定法律（现在被理解为仅限于制度交流的规范（institutionally communicatednorms））的前提下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作出最佳的论证。它变成了一种裁判理论（a theory of adjudication），它建立在对机构行动如何创造权利和义务的正统解释（orthodox explanation）之上，即通过传达规范，并建议在这些规范下以某种方式解决争端。即使如此重新诠释，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混合诠释主义现在似乎建议法官将他们发现的任何规范（或者至少是那些没有坏到无法通过和最不能接受的原则方案相一致的一致性测试的规范）的效力扩大到规范没有明确或清晰规定的情况，而一些政治理想是否应该支持这种保守的政策是令人怀疑的（Raz 1986: 1111, 1994: 224）。

困难的直接来源在于混合诠释主义所主张的原则一致性（principled consistency）的理想典范的复合特性，这意味着诠释者必须同时锚定一致性和实质（consistency and merit），将其理解为不必重合的独立目标。鉴于这些困难，我们并不清楚诠释能否确保完整性，即被理解为具有解决所有可能的争端的潜力（这通常被理解为诠释上的更进一步，也许是基本目标；见Raz 1994；Finnis 1987；也见Leiter 2007，他声称对所有法律问题有一个正确答案的论点是德沃金的研究核心）。原则一致性（principled consistency）的复合观念是由其基本承诺强加给混合诠释主义的，这些困难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诠释的起点必须是由制度交流（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偶然构成的一些规范，而诠释的目的是比较这些规范并以某种方式使它们与理想典范（ideals）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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