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三） (6-5)

第一种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论证方法可以被看作是立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理论越能增加我们信念的融贯性，它就越有辩护。（罗尔斯19511971:19-21,46-51；DePaul 1987; Ebertz 1993; Sayre-McCord 1986, 1996）[参见“关于认知辩护的融贯论理论”条目]。但这种进路也可以看作是温和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t），因为它对道德理论的建构是基于一组尽管不被认为绝对无误，但被赋予独立可靠性的（关于各种道德规则的）信念。（Audi 1996, 2004; Crisp 2000）[参见关于认知辩护的基础主义理论的条目]。诚然，与我们的道德信念相融贯并不会使得一个理论为真，因为我们的道德信念当然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一个道德理论与我们的道德信念越不融贯，我们就觉得它越难得到辩护。

第二种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论证方法很是不同。它首先认可后果主义评价行为的方式，然后论证间接评价（例如，通过关注公共接受规则的后果）比直接根据行为自身的后果评价，产生的后果会更好。（Austin 1832；Brandt 1963、1979；Harsanyi 1982:58-60；1993；Riley 2000）。毕竟，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指导行为决策，因此，如果一种评价方法多半会导致糟糕的决定，或者更一般性地导致糟糕的后果，那么在后果主义者看来，这种评价行为的方法就是同样糟糕。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所有的后果主义者现在都同意，对每一个行为的预期价值单独进行评价，大体上是一个糟糕的道德决策程序。得到公认的是，行为者决定要如何行为的根据是某些规则，例如“不要攻击他人”、“不要偷窃”、“不要违背诺言”、“更关心家人朋友的需要”以及“一般性地帮助他人”。这样的规则都是规则后果主义会认同的。然而，许多后果主义者认为这并不足以表明完整的规则后果主义就是后果主义的最佳形式。只要区分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道德决策的最佳程序，另一方面是道德的正当性标准，那么所有后果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我们的决策程序需要规则后果主义的规则。但不是规则后果主义者的那些后果主义者，他们力主规则对于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标准没有任何作用。因此，这些后果主义者拒绝了本文定义的完整规则后果主义。

针对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第二种论证方式的上述反驳，它是好是坏，取决于区分道德决策的恰当程序和道德正当性的标准是否合法。这一问题目前仍然颇有争议。（Hooker 2010；de Lazarradek and Singer 2014：第10章）。

然而，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第二种论证方式还会遇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驳。这个反驳针对的是这个论证的第一步，即认同后果主义的评价方式，因为这个评价方式本身是需要辩护的。凭什么假设后果主义方式是评价事物的唯一有道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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