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二） (6-5)

6.1实际利益与预期利益

如前所述，规则后果主义要想是完整的，还得以规则后果主义的方式回答三个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当的？第二个问题是，行为者应该使用什么程序来做出道德决策？第三个问题是，诸如谴责、内疚和赞扬等这样的道德制裁，它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恰当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决策程序这一问题的回答，完整的规则后果主义者与其他类型的后果主义者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聚焦于可以形成对比的另外两个问题：什么因素使得一个行为是不当的，什么时候制裁才是恰当的。这两个问题的相关程度比我们有时认识到的要更为紧密。

事实上，密尔作为后果主的义创始人之一，早就肯定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不会认为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当的，除非我们认为做了该事的人应该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如果不是被法律，至少被其同胞的意见；如果不是被意见，至少是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1861年：第5章，第14段）

让我们假设密尔认为：“应该受到惩罚，即使不是被别人惩罚，至少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大致上等同于“可责备的（blameworthy）”。有了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将上述密尔的话理解为，道德不当与可责备是紧密相关的。我们随后可以考虑，如果密尔的这一结合是错误的，这将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如果密尔是正确的将意味着什么。

思考下述论证，其第一个前提来自密尔：如果一个行为是不当的，那么它是可责备的。显然，如果行为者无法预见一个规则会产生次优后果，那么责备行为者接受并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不当的。由此，我们得到了第二个前提：如果一个行为是可责备的，那么允许该行为的规则会产生次优后果就必须是可预见的。从这两个前提中，我们得出结论：因此，如果一个行为是不当的，那么允许该行为的规则会产生次优后果就必须是可预见的。当然，接受某套规则的实际后果与可预见后果不一定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完整的规则后果主义主张，“一个行为是不当的，当且仅当允许该行为的规则有可预见的次优后果 ”，那么规则后果主义就不能同时认为，“一个行为是不当的，当且仅当允许该行为的规则有实际的次优后果”。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假设，不当性和可责备性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密尔所说的那么紧密（参见Sorensen 1996）。也就是说，假设行为不当性的标准可能完全不同于可责备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持有这样的观点：不当性的实际规则后果主义标准：一个行为是道德上不当的，当且仅当它被这样的规则禁止——接受该规则实际上产生的效益最大。

可责备性的预期规则后果主义标准：一个行为是可责备的，当且仅当它被这样的规则禁止——接受该规则产生的预期效益会最大。

下面是计算一套规则的预期效益的方法。显然，接受一套规则会产生多种可能的后果，假设我们可以确定每个可能后果的价值或负价值，把每个可能后果的价值乘以该后果发生的概率，再把这些乘积全部加起来，由此得出的数字就是该套规则的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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