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二） (6-2)

首先，对于各种行为的后果，行为者通常都没有详细信息。第二，获取此类信息的成本，常常要比这类有待做出的决策所涉及的利益要高。第三，行为者即使拥有进行计算所需的信息，也可能计算出错。（特别是行为者的天然偏见入侵、计算非常复杂或必须快速决策时。）第四，还有我们可以称为预期效应的因素。想象一下，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知道，其他人对自己和所爱的人有天然的偏向，但会努力计算整体利益来做出每一个道德决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可能担心，只要其他人说服自己，毁诺、偷窃、撒谎、甚至袭击等会产生最大的整体效益，他们就会这样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会觉得彼此是可以信任的。

第四个考虑的争议性比前三个更大。例如，哈奇森（Hodgson 1967）, 霍斯佩斯（Hospers 1972） 和哈萨伊（Harsanyi 1982）主张信任会崩溃，但辛格（Singer 1972 ）和刘易斯（ Lewis 1972）则主张不会。

不过，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这一观点：出于上述四个理由，使用决策的行为后果主义程序不会使善最大化。因此，哲学家们即便支持道德不当性采用行为后果主义标准，也仍会拒绝道德决策采用行为后果主义程序。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通常支持以下观点：决策的规则后果主义程序：至少在通常情况下，行为者应该据之做出行为决策的是这样的规则（比如“不要伤害无辜的他人”、“不要盗窃或破坏他人的财产”、“不要违背承诺”、“不要撒谎”、“要特别关注家人和朋友的需求”、“有益于一般性的他人”），它们的接受应当能产生最好的后果。

既然不当性准则的行为后果主义者通常接受这种决策程序，那么行为后果主义者实际上就是部分规则后果主义者。通常，道德不当性采用的是行为后果主义准则，而恰当决策采用的是规则后果主义程序，这二者的结合就被学者称为间接后果主义。

一般来说，完整规则后果主义所认可的决策程序是社会最好接受的。之所以需要“一般来说”这一限定条件，是因为存在另一些规则后果主义的版本，那里规则可以相对于小团体甚至是个人（D.E.Miller 2010；Kahn 2012）。行为后果主义坚持的决策程序是个体最好接受的。因此，根据行为后果主义，既然杰克和吉尔的能力和处境可能会大不相同，那么二者接受的最佳决策程序也可能不同。然而，在实践中，行为后果主义者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会忽略这种差异，并认可上述规则后果主义的决策程序（Hare 1981，第2、3、8、9、11章；Levy 2000）。

当行为后果主义者认可上述规则后果主义决策程序时，他们就承认，遵循该决策程序并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会有最好的后果。例如，我们遵循不去伤害无辜他人的这种决策程序，有时候这会阻止我们去做有最好后果的行为。同样，在某些情况下，偷窃、违背承诺等会产生最好的后果。尽管如此，从长远和总体来看，相较于对行为逐个进行后果主义计算来说，遵循一般禁止此类行为的决策程序可能会产生更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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