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冶（三） (5-2)

Chaskalson和Bingham似乎都想在法治的形式/程序观念中加入一些人权成分。而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跟随他们这样做。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选项。许多人也将对自由的推定或人类尊严的原则与法治联系起来。还有一些人——Arthur Chaskalson暗示了这一点——将法治与民主的一个实质性层面联系起来。

这一切都发出了一个分析上的危险信号。一旦我们开放了法治具有实质性维度的可能性，我们就开始了一种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喜欢的政治理想纳入法治的实质性维度。那些赞成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人将争先恐后地在这方面为自己喜欢的价值提供特权。而那些赞成人权的人，或赞成民主参与的人，或赞成公民自由的人，或支持社会正义的人也会这样做。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政治表达能力的普遍下降，因为人们会努力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不同的理想。

6. 法治的价值

即使法治的原则在其应用中是纯粹形式性的，但我们也不只是出于形式性的原因而重视它们。法治为人们所重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使得在政治社会中必定针对人们行使的权力不那么强势。在各种不同方面，通过法律来统治都意味着权力不那么任意（arbitrary），更具可预测性、非个人性，而更少专断（peremptory），甚至更少胁迫（coercive）。它建立了一种被富勒（1964：39-40）称之为互惠的关系——即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它减轻了政治权力在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

与此相关，法治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有利于自由的环境。根据哈耶克的法治理论——特别是在他工作的早期阶段（见前文的3.5）——我们重视像普遍性和非个人性这样的要求，因为它们使我们不再受制于他人的意志：

在下述情况下很难将我的行动看作受制于他人的意志，即如果我为自己的目的使用他的规则，就像我会使用我的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一样。此外，如果那人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或者不知道这些规则将适用于我的特定情况，或者不知道它们将对我的计划产生什么影响。(Hayek 1960: 152)

哈耶克还认为，明确性、不溯及既往性等要求对可预测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可预测性对个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可预测性经常被当作一种法治美德而被引用。Tom Bingham在他最近出版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知名书籍中指出，人们在治理他们的法律中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事物之一，是他们生活和商业行为的可预测性。他引用了Mansfield勋爵的话，大意如下：

在所有商业交易中，最大的目标应该是确定性：......一个规则应该是确定的，比规则是否被确立为某一方式而非另一方式更重要。(Lord Mansfield in Vallejo v. Wheeler (1774) 1 Cowp. 143, p. 153 (cited by Bingham 2010: 38))。

Bingham继续并以他自己的话评论到：

没有人会选择在一个各方权利和义务都未确定的国家做......涉及大笔资金的生意。(Bingham 20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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