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冶（二） (5-4)

（关于法治的形式方面）最著名的论述是朗·富勒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形式原则：（1964;又见Finnis 1980: 270–1;Rawls 1999: 208–10;and Raz 1979 [1977]: 214–18）普遍性（generality）；公开性（publicity）；不溯及既往（prospectivity）；明确性（intelligi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指法律之间的一致而不冲突）；可行性（practicability）；稳定性（stability）；协调性（congruence也称官方行为与法律的协调一致）。这些原则是形式的，因为它们是有关适用于我们行为的规范的形式。

例如，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人，这纯粹是一个形式问题。但就其背后的实质而言，它却可与惹人反感的歧视相兼容，因为即使连“非洲裔乘坐公共汽车时都必须坐在后排”这样的规范，也是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这一形式要求并不能保证公正；不过，这也部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公正和法治是评价一个政治制度的独立判准。

普遍性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宪法长期以来对“未经程序而褫夺公民权利的法案（Bills of Attainder）”的反感上得到反映。虽然，若没有特定的命令，法律必然无法运作，但拉兹也指出（1979[1977]：213），普遍性这一要求通常被认为指“特定法律（particular laws）的制定也同样应遵循公开和相对稳定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本身应以非个人化和公正的方式运作。

除了规则本身的形式，规则在社会中存在的本质（也值得关注）。法治作出了一种设想，即法律作为一套相对稳定的规范，如同常识一样被使用。它要求法律是公开的，并且在个人被要求遵守该法律之前就已经颁布。这些特点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应该是指导行为的，而如果它们是秘而不宣的或溯及既往的，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治理的实用主义问题。法律有两个面向：（1）它们对普通公民提出要求，要求他们遵守；（2）他们向官员发出指示，告诉他们在公民不遵守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就（1）而言，秘而不宣和溯及既往的法律在（2）方面可能仍然有效。因此，法律规则对公开性和不溯及既往性的要求具有额外的意义：它们要求公民被告知以下这些，即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以及追究他们责任的一切依据。

在这方面，清晰性（clarity）的要求也很重要。法律必须是公开的，不仅表现在实际的颁布上，而且表现在（其内容）的易获知性和明确性上。诚然，许多现代法律必然是专业的（Weber 1968 [1922]: 882-95），非专业人士往往需要专业意见来了解法律对他的要求。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样的建议，而且法律必须使专业人员至少能够可靠地了解法律在任何特定时间的要求。在19世纪，杰里米·边沁（1782: ch.15 and 1792）批评了一般的习惯法，特别是普通法，因为它未能满足（清晰性）这一要求：法律渊源藏在不明显的地方，虽有很多对先例的诉诸，但这些都是于法无据的，并且很多法律也只是由法官随意编造的。

5.2 程序方面

我们应该用一份程序性原则的清单来补充这份形式特征的清单，这些原则对法治同样不可或缺。我们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承担政府强加的惩罚、羞辱或严重损失，除非这是以下程序的结果（我从Tashima那里改编了这份清单2008: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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