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四） (6-5)

问题不只在于这种非个人化的人可能会受损于过多的冷漠，更在于用这种概念来构想不偏不倚性这种观念本身存在所谓的概念困难。有人认为，抽象或非个人化的评价者不可能对实质性道德问题做出可靠的判断（无论他是否想要这么做），因为他无法理解道德问题中的各方的特殊关切。杨（Iris Marion Young）很好地表达了动机和认知方面的这两种困难，她完全拒绝这种观念，即道德主要是个不偏不倚性的问题：

不偏不倚性这一理想是理想主义的虚构。我们不可能采取一个无定的（unsituated）视角，且如果一个视角是有定的（situated，它就无法从中脱离并理解所有视角。不了解道德问题的实质，就不可能对实质的道德问题进行推理，而这些实质总是预设了某些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除非结果很重要，除非个人对这些结果有特殊且热忱的利益关切，否则他就没有动机去做道德判断或解决道德困境；因为阶级、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和年龄界定了不同的社会地位，所以主体不能完全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共情，采用他的视角；假如这是可能的，那么社会地位就不会是不同的。（Young 1990, 104-5; 参见Benhabib 1987, 90)

5.3 不偏不倚性，客观性和中立性

人们可以同意像杨这样的批评者对不偏不倚性的幼稚诠释持有怀疑态度，同时又并不把不偏不倚性看作不现实或不可欲的而全盘拒绝。即使我们与他人共情或真正将心比心的能力受到心理约束的限制，但是，这样去做的尝试也可能代表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不仅如此，我们不需要像杨一样用“无定的视角”来定义不偏不倚性。我们对不偏不倚性的追求，可能就是要对尽可能多的不同声音和观点保持开放，从而避免心胸狭隘。森（Amartya Sen）在斯密（Adam Smith）的作品中发现了这样一种追求，他写道，“斯密主要的方法论关切之一，是基于远近人们的不同经历，广泛地考虑他们大量的视角和观点，而非只满足于接触到（真实的或反事实的）的人，他们与自己生活在同样的文化社会环境里，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有着同样的经历、偏见和确信，甚至对于什么是可行的这样问题有着同样的信念。”

正是在此基础上，森区分了他所谓的“开放”和“封闭”的不偏不倚性。这个区分“取决于运用不偏不倚的评价是否仅限于……一个固定的群体”。因为无知之幕背后的行为者知道他们是属于某个社会的（并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认为这个社会代表了全人类），所以无知之幕仅代表封闭意义上的不偏不倚体系。因此，森批评道，“作为结构化的政治分析的机制，这个程序并不适于解决克服群体偏见的需要”（Sen 2002, 446）。相比之下，森发现在斯密（见Smith 1759）的作品中推荐的那种开放的不偏不倚性，要求“其他人的视角，无论是否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都应得到足够的关注”。森将这种区分应用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它是基于假想的契约者在无知之幕后订立的契约。森写道：“‘原初状态’中的罗尔斯式‘无知之幕’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可以让人们的眼界超越自己既有的个人化利益和目的。然而，它几乎不能对一种局部的且可能是狭隘的价值观进行公开审查……斯密式的程序包括……坚持不偏不倚性的运用必须是公开的（而不是局部封闭的），因为‘我们对不偏不倚性的运用别无他法，只能通过努力用其他人的眼光，或用他们可能会采取的视角来看待事物’”（Sen 2009, 128; Smith 1976[1759], III, 1, 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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