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5-1)

那么，假设理想旁观者理论者认定，理想旁观者的定义包含的必须比单纯的不偏不倚性更多——旁观者还必须是，比如，富有同情心的（因此不是冷漠的）；还必须拥有做出恰当道德判断的相应能力——在亚里士多德式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这种理论家现在就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我们在理想旁观者的定义中加入的东西越多，它作为一个启发性设置就越没有用。比如，如果我们并不明智，因而不知道理想上明智的旁观者会如何决策，那么假设旁观者是非常明智的这一规定就没有什么帮助。事实上，理想旁观者的分析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似乎都会变成循环——“理想”旁观者之所以是理想的，是因为他总能做出恰当的判断，而“恰当的判断”又被定义成“理想旁观者会做出的判断” (Broad 1959, p. 263)。这样一种循环性似乎出现在了密尔的断言中：

简而言之，不偏不倚性作为正义的义务，其意思是只受到应该影响当下情形的那些因素的影响；并且抵制住任何这类动机的诱惑，这种动机导致偏离那些因素指导的行动。(Mill 1861/1992, p. 154; 也可见 Firth 1952, p. 336)

那么，为了有用，理想旁观者就必须不能只是“一个总是正确行事的行为者”，而是要有某种独立的定义，而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定义。在此，正如同用不偏不倚观点定义的道德观念一样，“道德上可赞的偏倚性”这种现象最终成了一个尤其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将理想旁观者定义为对其国家忠诚，还是定义为超越忠诚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对于有不同忠诚的那些人而言，这样一个旁观者可以充当道德模范吗？如果是后者，那么对任何人而言，他又如何成为一个恰当的模范呢？想要使得这个理论起作用的任何这类理想化过程，似乎都很可能导致个人如此地脱离于现实生活和人类行为者的实际关切，以致他的道德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与“该行为者应当如何生活”这种问题不相关(见 Walker 1991)。

2.3道德的不偏不倚性和平等

用不偏不倚的观点来确认道德的观点，或者根据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定义道德，其可行性在于这些观点把握了这样一个观念：在道德语境下，每个人都是同等重要的。那么，不管这些概念搞错了什么，它们大概把准了这个观念：在不偏不倚性与平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紧密联系(见 Nagel 1991, 第7章)。

然而，对此还要做些澄清。“从不偏不倚的观点看，没有人内在地比其他人更重要”，这样说并不等于是说：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要求更多道德上的关注或更好的对待”。很多道德理论家认为，从恰当地理解的不偏不倚的观点看，有些个体会被更加重视，至少在某个方面。威廉·葛德文(Godwin 1793)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并且臭名昭著的例子。葛德文写道，冈布雷教区的大主教费奈隆可以被认为比一个打扫房间的女佣人更重要；因此在紧急情况下（葛德文设想的是建筑着火了）大主教应当先得到救助。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大主教内在地更加重要；相反，这一断言是基于大主教会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这一事实：

对公益最有帮助的生命应当优先考虑。假设费奈隆正在构思他的不朽作品《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如果我救了他的命，那么我应该也增进了数千人的利益——他们将会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而免除一些错误、恶习、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幸。不但如此，我带来的利益将会远超这点，因为每个被治愈的人因此成为了更加优秀的社会成员，并且反过来为人类的幸福、信息与发展做出了贡献。(Godwin 1793,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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