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理论属于新弗洛伊德主义。
新弗洛伊德主义有时亦被形容为新阿德勒主义,因为归属于这一学派的学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如在弗洛姆的理论体系中,人际精神分析所强调的“互动主义”“人际主义”原则便均有所体现。(1)
(拓展阅读:《 如何看待弗洛姆《爱的艺术》中关于爱不是缘分而是能力的问题的观点?》)
弗洛姆的贡献在于,他沿着阿德勒的道路继续前进,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析结合起来。
但是,弗洛姆继承的马克思,不是现实主义的老年马克思,而是人文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受青年马克思影响,弗洛姆被费尔巴哈人本学污染了,失去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精髓。
首先,当弗洛姆采纳弗洛伊德的爱欲观并把爱设立为自我与他人的扭结点时,他所吸纳的只是一种静态的爱欲模型。这种模型假定爱欲(作为压抑的反面)一定能导向幸福,却忽略了爱欲本身的嬗变性与复杂性。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那里,爱欲导向幸福的承诺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并且,爱欲与文明的辩证张力也绝非弗洛姆所简化的乐观主义版本。弗洛姆忽视了弗洛伊德爱欲背后变动不居的力比多动力学,因而也就没能以一种动态的爱欲视角看待它的社会功能。假如弗洛姆秉持这种乐观的爱欲观,那他将无法解释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等后期概念。其次,弗洛姆的爱之共同体构想建基于他对全人类之爱的普遍性幻想,从而忽略了爱的非同一性与异质性(这一点从他把梦视为“全人类的语言”中也可看出)。普遍性幻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每个人爱的能力不同且爱之潜能被激发的程度不同,又如何保证人际关系能够达到绝对和谐?在弗洛伊德那里,爱欲起源于性欲这一无意识冲动,它是异质性的存在。但弗洛姆却将爱赋予了理性的、同一的特质,并幻想在爱的共同体中培育出“理性信仰”以巩固社会的统一。(2)
在《爱欲与文明》出版前几个月,马尔库塞曾在纽约《异议》(Dissent)杂志上发表了他对弗洛姆的批判。在这篇名为“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Critique of Neo-Freudian Revisionism)的著名文章中,马尔库塞以“压抑”(repression)概念为切入口,揭示出弗洛姆对全人类幸福和谐的理想架构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个体幸福与生产性发展对社会来说是矛盾的。如果它们被规定为必须在这个社会内部实现的价值,那么它们本身就是压抑性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爱之艺术及其对幸福的许诺本身构成了一种新式的道德律令,即“一定要幸福!”(2)
齐泽克站在阿多诺-马尔库塞的立场上,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了一个不可调停的僵局: “一方面,文明的整个发展都受到谴责……它出于为统治和剥削关系服务的需要,压抑了驱力潜能; 另一方面,作为不让驱力得到满足的强制手段,压抑又被认为是人类更高级活动———文化———的出现所必需和不可超越的条件”。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僵局正是文明与压抑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在,它在当下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进一步放大而成为了现实生活之必要形式。这种现实的矛盾无疑为理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区分驱力的压抑及其升华,任何想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一条分界线的努力都是只能注定……多此一举”。在此,精神分析修正主义(如弗洛姆理论)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以“文化主义”的名义鼓吹非压迫性升华,这在批判理论看来无疑等同于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掩盖社会矛盾。对批判理论而言,精神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对抗性本质,而不向强求虚假和谐的要求让步。(3)
拉康之爱要比弗洛姆之爱更符合弗洛伊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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