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6-4)

我拒绝——我这样做的理由在别的地方曾经写过——将利奥塔仅仅看作一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12]与现代人之技术无意识相比，自 1979 年以来利奥塔进行的后现代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技术意识推动的。技术意识指的是什么？利奥塔 1979 年的著作《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即是对于因技术导致的剧烈社会转变，尤其是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影响之下的转变的一份回应。[13]利奥塔认识到，若要理解这种转变并逐渐改变现代的思考方式，就必须要拥有一种完全崭新的感知力。如果说现代感知力的特点是对于确定性、次序、支配与进步的需求，那么后现代的特点就是各种不安、焦虑、不确定与尊崇的感觉。

换言之，利奥塔发现，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新的技术辩证地又在逐渐动摇着现代性；因此，不能将这些新的技术——从信息技术到纳米技术——视作现代社会的产物或连续，他提出这些技术必须要以一种新的感知力来理解，将这些技术理解为颠覆现代社会的工具。[14]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利奥塔认为的技术是一种需要被夺回（reclaimed）的东西——它拥有一种改变转型的力量从而淘汰掉现代的感知力。虽然利奥塔从未用过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来命名自己的后现代感知力，但似乎没有比这更精准的配对了。[15]

无论在西方抑或亚洲，以技术意识作为主题的后现代讨论在这套话语内颇为鲜见。比如对于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而言，后现代即为晚期资本主义之文化逻辑——这种逻辑无非是后现代知识体系的其中一层，但它并不一定真的捕捉到了后现代自身的精神。在几乎所有的与后现代有关的二阶讨论中，技术意识都一直被忽视。在 Dussel 关于跨现代的讨论中也是一样，看不到作为核心角色的技术的影子。不是说 Dussel 没有关注技术，但只是说技术在它的跨现代理论中从未成为某种主题。那么，没有这样一种技术意识，又谈何真正的解放呢？我们来看看 Dussel 的办法：

现代性并不会在通过完成各种行为而传递效力的时候完全实现，而是会通过与它曾否决过的歧途（alterity）发生化学反应。跨现代项目通过现代性实现了无法仅靠自身实现的东西——共同实现了一种团结，通过分析、类比、同步、混合与杂交，从而将中心与外层联结起来，女人和男人，种族与种族，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人性与地球，还有西方的与第三世界的文化。这种联结并不是在否定中出现，而是通过歧途视角下的一种囊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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