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6-2)

尽管我们无法在较短的篇幅内穷尽现代性这一复杂概念，但上述的各色场景已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现代”这一词携带的不适感；那么这样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的书名了，《我们从未现代过》。[5]然而，现代性始终伴随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努力推翻一种现代性是西方世界专利的假设，我们得以看到诸多概念的发展，一种中国的现代性，一种日本的现代性，一种东亚的现代性等等。2014 年，位于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的展览《多重现代性 1905 - 1970（Modernités plurielles de 1905 à 1970）》展出了近四百位艺术家的超过一千件作品。[6]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以证明现代性的讨论应该被延伸到欧洲以外。

但现代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除去某种多元文化与平等的矫饰之外，强调从来存在的多重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鉴于全球技术加速，思考非现代不是更为迫切了吗？我理解的非现代，并不是那种尚未现代从而将会变现代的东西，而是一些持续抵抗着向现代之转变，并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变现代的东西。

本文旨在证明为何我更倾向于再论非现代，而不是探寻一种民族的或是区域性的现代性，它们可能其实从未存在过且有可能庇匿着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是探讨 Enrique Dussel 的跨现代（transmodern）概念，就像大多数后殖民理论的相关讨论一样，不经意间回避了技术的问题。[7]

非现代如何能成为现代性的避难所？有的人可能会问，通过反对现代与非现代，我们是否依旧是某种意义上现代的牺牲品，这样的抵抗不过为其反动之另一面？为了与非现代一同思考，并超越之，我们必须要阐释明白现代性这一术语。这并非本篇文章的人物，不过我们将简要地尝试说明：首先，现代性必须要和艺术与文学流派中的现代主义作区别——譬如说，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歌、波德莱尔的散文还有切塞纳的画；其次，它和现代化之前的区别也必须分清，后者是在欧洲现代性萌芽与发展时期出现的一种认识论普适化之过程，总被人们模棱两可地同现代科学与技术划上等号。非欧洲国家的对“现代性”的追求最终变为了农业、工业、军工以及科学技术上的现代化进程。狭义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间的破裂，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该层意义上，现代性必然会牵涉到知识之生产，抑或——用康德的话讲——产生知识之可感条件（sensible condition）。就此，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温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写的：重新思考康德的文字，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设想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历史时期。此处的“态度（attitude）”，我指的是一种与当下现实产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特定的人自愿做出的选择；到最后，演变为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感受的方式；同样也是一种行动与举止的方式，将自身作为一种任务，标志着一种归属之联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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