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之行星化为思维强加了一种行星条件,这使得我们无法返回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甚至地球的,抽象、浪漫的想法。这同样构成了我与自然人类学家(如Descola、Viveiros de Castro)以及"保护自然"之生态学陈词滥调之间的理论差异。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关心"环境",相反,这是当务之急;然而,更优先的应该是改造工业技术而非仅仅缓解或修复其损伤。也正是自然之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关于地球的最终评估。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现在所称作星球的地球,已然不再是我们以前称作地球的那个星球。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地球上的灵魂,是奇怪的东西[Es ist die Seele ein Fremdes auf Erden]"这句诗,并非诺斯替派的呐喊,而是人们之于这一"地球-行星",变得陌生。陌生人/陌异者是对地球没有归属感的人,其所经历的,是永远失去家乡的忧郁,以及对家乡的追寻的未竞心愿。大多数时候,这个星球都阻止我们看到大地,就像我们再也不能看见脚下的泥土;我们立足于地球(大地),却又频频忽略掉我们所处的这颗星球。在二十世纪,地球已然被设想为一个意义同之前截然不同的星球,这是由第一次从月亮拍摄的照片所促成的,也是第一次人们真正将地球理论化为一颗星球。当海德格尔在1966年看到从月亮拍摄的地球的NASA图像时,他确信这些图像证实了其行星化的观点。行星(planetary)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地球的控制论化(cybernetization),就像詹姆斯·洛夫洛克以盖娅之名所作的一般,将它描述为一个控制论的稳态系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之终结或完满的,另一笔确证。正如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描述的那样,以及最近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019)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个巨大系统宛如一架太空船。
基于人类学的角度,宇宙技术欲言又止的还有太多,包括其系统重建,以及其于当今的影响。基于哲学的角度,它也隐藏了对思维开端之彻底开放的可能性。我把这种多重开放过程,称作"碎片化(fragmentation)",以区别于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谓的"分枝(bifurcation)"。[4]这不仅是出于,分枝仍是一个生物学比喻,而且更离奇的在于,斯蒂格勒对它的使用,来自于对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该术语使用的美妙误解,对后者而言,分枝乃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即尚未被克服的二元思维。而"碎片化"在"文化"中有其杠杆作用,但我们不应立刻将其等同于"民族"或人民,就像自赫尔德以来所做的那样,以及它现在与民族主义所紧密相联那样。正是对宇宙的特殊知觉性,完成了对生活方式以及归属感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是相互的。然而,当政治经济学形式的物质主义成为赢家,并主宰世界史时,当民族国家将自身表现为地缘政治中唯一的有效动员力量时,席勒(Schiller)曾提出的,作为克服自然法则与欲望之间、国家与自由之间的二元论的知觉性教育,就变得趋于无效。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