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 (6-5)

斯蒂格勒建议我们把思考[penser]之问题转变为关怀[panser]之问题。卓越的延异概念（diférance par excellence）同样为思考打开了一个新空间，不仅是要寻找另一开端，同样也是要，负有对形而上学的灾难、后果加以照料的责任。这里再根本上，存在着一个勇气的问题，对真理的勇气，以及，忍耐的勇气。考虑到它必须面对的困难与限制，思想必须敢于思考：要克服被称作形而上学的巨大力量，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是一项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任务。二十世纪的军事扩张与经济竞争将人类智力活动限制在"有用处"的领域中，这一事实给思想本身带来了层层阻碍。思想在对其经济、使用价值的证明，以及对无乡可归的忧郁之间，徘徊着。因此，思想必须迂回地回到故土（Heimat）以解决自身的困境（自我辩护与自我定位），而这种迂回同样也播下了法西斯主义的与反动思想的种子。海德格尔的《Erörterung》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但却受到了国家社徽主义的诱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我描述了这种"归家"之困境，以及它在海德格尔、西谷启治和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er Dugin）身上的表现；这一分析在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彼得·泰尔（Peter Thiel）以及其他人相关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延续，从2017年的《新反动主义者的苦恼意识（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Neoreactionaries）》到最近的回应新冠肺炎疫情的《百年危机（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5]我并不想对在这些地方已经说过的内容再做重复，我只是想强调，有必要对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设置的简单对立加以重新审视，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装置，而非让后者从属于这些成问题的对立。

在这场流行病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着全球与地方、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之间的对抗，因此，"文化"问题和 "民族问题 "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哲学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哲学是否应该仅仅成为伦理学的规则：人工智能伦理学、机器伦理学、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伦理问题当然重要，但它也限制了哲学之自我实现，以及对其他开端的探索。宇宙技术之概念，是对海德格尔《论技术问题》（1949/1953）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他批判现代性的政治取向和 "还乡"愿望的回应。宇宙技术不是一个开端，而是对另一开端的，或复数性的其他开端的呼唤，但这一声音却被促进经济复苏的颂歌以及被称为 "报复性消费"的宣传所掩盖——消费的欲望在其被新冠疫情压抑后，采取了报复性手段（许多奢侈品店已经倒闭）。流行病时期也可能是最诱人的时刻，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宇宙技术及其实现，并通过识别第三种（思维）的多重性，以此来克服对立（辩证法条件），无论它是悲剧、道家还是其他任何名称[6]。这一呼吁并不是要宣布萦绕了几个世纪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将形而上学作为思想本身中不可能的可能性，对其转变的呼喊。也就是我所说的 "宇宙技术事件"。

参考文献：

本文仅作翻译，不代表译者立场.

See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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