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生命 (3-2)

阿伦特所关注的“难民”正是这样的群体。自一战以来，许多国家就开始了审查甚至剥夺本国公民身份的进程。由于秉持着国家主权与民族性之间必然的关联，所以当国家之中某个个体和群体“出生”所赋予的民族身份并非本国主权的载体时，被驱逐就成为其必然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欧洲土地上出现了众多在各个民族国家夹缝中生存的民族，他们的处境真实地揭示着现代民族国家“人”与“公民”之间巨大的裂痕，也表明当生命失去政治外衣时，所谓的人权只是一个毫无实质意义的口号。在阿伦特看来，各种为保护人权而成立的组织和团体，它们发表的宣言在形式上与防止虐待动物的语言相差无几：难民拥有的只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命。阿甘本则更加尖锐地指出，难民就是现代的“牲人”，一种“赤裸生命”。自被剥夺了国籍（公民权）开始，他们就成了随时可以被杀死的生命。因而，作为收留这些赤裸生命的空间，收容所、难民营及随后由此发展而来的集中营、死亡营，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世界必要的补充，也是现代人被政治秩序排斥之后的最终归宿。

难民与收容所矗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这是现代政治以“zoē”为根基建构法律—国家秩序的产物。不过，“公民”与“非公民”之分并不是现代生命政治的终点，“非公民的民族”亦不是当代赤裸生命的唯一形式。当“zoē”与“bios”不可分割地出现在政治共同体中时，主权—法律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主体的“身份”，同时也对本国公民的“身体”充满了担忧。后者正是福柯“生命政治”的题中之义：一方面，政治与现代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生物学科结合在一起，促进国民身体的健康；另一方面，政治还要防范诸如传染病、战争、种族退化等危及健康的风险，保障社会的“安全”，所以，在必要情况下，为了让一部分人活着并更好地活着，政治必须杀死另一部分人，“生命政治”由此变成了“死亡政治”，大屠杀也有了合理性的来源。这种保护生命与杀死生命之间相悖而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启发了阿甘本，使其进一步扩展了赤裸生命的范畴和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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