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阿甘本认为,难民只是现代社会赤裸生命的一种形式,其生产的方式为剥夺公民权。除此之外,在公民之中,现代国家还有一种更为日常和普遍的赤裸生命制造方式,这就是“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与施密特对“例外状态”的解释不同,阿甘本认为,现代的“例外状态”并非国家应对战争或动乱的必然选择(主权决断),而是为了保护公民生命的安全而常设的一种治理规范。因而,前现代时期的“例外状态”是一种“真实的例外状态”,如古罗马时代面对共和国危机时被动地颁布“悬法”(iustitium);而现代的“例外状态”则是一种“拟制的例外状态”,它就刻写在宪法对主权者及其政府权力的规定上,授予其有权在“必要时”暂时性地违宪,悬置法律,打破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的区分,“全权”地行动。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公民(不管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也都随时可能在身处政治共同体(国家)之中时变为赤裸生命,所依据的仅是主权者对“例外”的决断。2001年美国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为了应对恐怖袭击,该法案扩大了警察机关监听、查阅、侵犯本国公民隐私以及拘留、驱逐涉嫌恐怖袭击的外国公民的权力,规定政府可以在违反宪法和民法的情况下“依法”侵犯公民所有的政治权利。在此情境下,所谓的公民,其公民权虽没有被剥夺,但因没有法律的保护而形同虚设,仅仅与难民共享着虚无缥缈的“人权”。关塔那摩监狱中的景象就是其最极致的体现。根据美国的解释,这里关押的虽是在战斗中被俘的人员,但他们不是“战俘”,而是“恐怖分子”,一种非法战斗人员,因此不享有任何法律(如《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也不能根据任何法律进行审判和判刑,只能永远处在被“拘留”的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的人虽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却如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完全变成了可被权力(暴力)任意处置的赤裸生命。
进而,阿甘本断言,现代社会之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现代政治最本真的意象,不是自由女神,也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难民营”与“集中营”,一个处在政治—法律秩序内部边界上的门槛,同时也是囚禁、杀戮、审查、鉴别赤裸生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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