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个体的处境化的后期现代人与作为类的抽象的早期现代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福柯在第二个文本中表示:“第一次出现”在康德《何谓启蒙?》“这一文本中的问题是关于现在(présent)的问题、关于现时性的问题”,也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目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所有人都处于其内的这一目前是什么”、“谁来界定我写作的这一时刻”这一系列问题;而当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既为他自己又为哲学采取整套哲学决定”时,虽然他完全“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参照了“他自己时代”的知识和科学秩序中可以被视为“历史处境”的某种东西,我们却在他那里找不到任何问题属于“那么什么恰恰是我所属于的这一现在”序列。[24]
福柯显然没有认可后期现代人的姿态,对早期现代人的立场更是持批判的立场。他试图展示当代人的姿态,但由此不可避免地涉及更大范围内的区分。在笔者看来,古代哲学或前现代哲学代表了人类精神的外在化(超越性),早期现代哲学和后期现代哲学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内在化(深度性),当代哲学则展示了人类精神的表面化(平面性)。古代哲学对过去的迷恋让“我”分有的是神性(sainteté)和永恒性(éternité),现代哲学对未来的筹划揭示了“我”的人性(humanité)和时间性(temporalité),当代哲学对现在的偏好则体现了“我”的物性(matérialité)和现时性。
古代人把“今天”(或“现在”)与超越联系起来,早期现代人赋予“今天”理想的意义,后期现代人给予“今天”具体的意义,对于当代人来说,“今天”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现代和当代对“今天”或“现在”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现代性”是一种“使人得以把握当前时刻中的‘英雄’的东西”的“态度”,它“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25];而就当代性而言,今天“同其他日子一样”,或毋宁说,今天“与其他日子从来都不完全一样”。[26]当代性意味着平庸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法国哲学在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实存哲学新形态与概念哲学新形态之间摇摆不定,它以含混的方式展示后工业社会或平庸时代的精神状况:从精神主义走向物质主义,从理想主义走向消费主义。作为一位深受实存哲学影响的概念哲学家,福柯在各种当代思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视为当代性源头的尼采、海德格尔、库恩、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对其思想也产生过深刻影响,围绕他的主要工作来探讨当代法国哲学的当代性提问法因此是非常合适的。
尼采哲学虽然处在后期现代性的范畴之内,但其关于认知意志的理论已经预示了当代性的某些维度,这正如康德哲学虽然处在早期现代性范畴之内,而其理性批判和启蒙反思已经预示了后期现代性一样。正因如此,福柯对康德《何谓启蒙?》的解读沟通了后期现代性与早期现代性,正像他对尼采谱系学的借鉴沟通了当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一样。他在许多时候都是以“现代的末人”或“最后的现代人”的名义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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