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二） (5-2)

当然，不管是正常主体还是反常主体，其实都是知识主体，也都是权力主体，因为经验、知识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结构在任何地方都是大体一致的。《性欲史》第2卷和第3卷关注快感体验，它导致的是自身技术意义上的审美主体的诞生。尽管如此，“性欲”还是与其他任何体验一样进入了“词”与“物”的复杂游戏之中：知识(真理)的形成、权力的实施和主体的诞生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关于性欲经验的描述和解释表明：“个体不得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性欲’主体来认识，这一主体向非常多样的认识领域开放，并且与一个准则和约束的系统连接起来”[20]。当然，这里的权力是由自己而非别人施加的，针对的也是自己而非别人。 

后期现代性或者说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使我们陷入了“人类学迷梦”。从福柯对萨特的批判可以看出，他期待这种现代性退出历史舞台，而20世纪60年代是新断裂的开始。“萨特倾其全力把当代文化，即心理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的各种既有收获整合到辩证法中。但特定的情况是，他不可能不把分析理性所揭示的、从深层次上构成为当代文化一部分的一切东西：逻辑、信息理论、语言学、形式主义弃置一边。《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思考20世纪而作出的充满魅力的、哀婉动人的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萨特是最后的黑格尔主义者，我甚至要说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21]

这无疑是把萨特看作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最后的守护者。福柯认为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人仍然处在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尽管现代性已经接近其尾声。那么如何定位福柯本人的姿态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现代性的反思者。但说他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则似乎过于突出了其批判的锋芒，而削弱了其建设性的努力。“建设”并不意味着系统性的建构，他有关“反现代性”的描述往往是片断化的、琐细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问：如果说现代性之前是古代性，那么现代性之后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反现代性呢？ 

三 当代性的可能维度

福柯不是“用现在的术语写过去的历史”，而是“写现在的历史”。[22]这就引出了他在两个《何谓启蒙？》文本中所说的关于“现在”的提问法。在第一个文本一开始，福柯这样表示：“在我们的时代，当一家杂志向其读者们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它是针对每个人都已经有其看法的某个主题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它不会冒险去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在18世纪，它会愿意向公众提出一些人们正好还没有答案的问题。”[23]福柯显然就“当代人”与“现代人”的姿态进行了一种区分：当代人始终不会偏离现在，而现代人则愿意面对未来。真正说来，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梅洛-庞蒂，现代思想家都关心未来，他们往往为了“未来”而反思“现在”；这似乎与古代思想家的旨趣大不相同，后者并不关心“现在”，他们关心的是“过去”，或者说“现在”只不过是过去的“延续”。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