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二） (5-1)

古典性和古代性是理性主义的不同体现，前者由内而外，后者由外而内。也就是说，前者代表的是内在的秩序，它来自人或人性；后者代表的则是超越的秩序，由神或神性规定。然而这里所说的人或人性是理想化的，并没有考虑其处境，也没有给予任何的具体限定。「笛卡尔说人之为人是心灵，而心灵的本质是理性思维。正因为如此，人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大写的“人”消融在普遍理性之中」。在观念化的表象秩序中，万物之间没有分别，人类个体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在古典的和谐和规范中，诸如疯癫之类的反常现象甚至被完全隔离，没有任何踪迹，发不出任何声音。

当福柯说“人”在古典时期还不存在的时候，指的是既作为认识主体又作为认识对象的“人”。人文科学不存在，因为作为其对象的“人”还不存在：除了抽象的人性，个体的独特经验没有获得任何承认。康德由对理性的批判、对启蒙的反思开始限定理性的绝对主宰，现代性的新阶段由此出现了：在后期现代性与早期现代性或古典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按照福柯的说法，秩序让位于历史，或者说普遍秩序被各种秩序所取代。理性不再划一地主宰全部领域，而是针对具体领域采取不同的合理性形式，实施有别的权力技术。 

福柯的现代性反思采取的是考古学或谱系学的方法，或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古学方法从知识结构或话语构成的角度探讨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它突破单纯考虑理性或意识的倾向，重点描述非理性和无意识的维度；谱系学方法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它摒弃简单化的权力分析，依据一种微观物理学来描述和解释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旨在揭示经验(如疯癫、疾病、犯罪、性欲、劳动、说话、生命)、知识(如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生物学)和权力(如在精神病机构、医院、刑法机构、学校、兵营、工厂等控制个人的机构中行使的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经验成为知识的对象与权力施加于对象之间的复杂机制。

在古代性中，个体的伦理和审美旨趣突出了“关心自身”对“认识自身”的优先地位，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人类的认知意志使得后者越来越优先于前者。为了认识自身，个体及其经验被置于对象领域，被认识的认识者即知识主体因此得以构成；与此同时，权力主体也伴随而生，因为为了认识自身，个体必须被自己或者被别人区别对待，即经由“分化实践”而成为权力主体。这种分化策略针对的尤其是后期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生存主体，而不是早期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理性主体。正因如此，福柯特别关注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或者我们所说的后期现代性。按照他的看法，“人”或主体是伴随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知识型变迁而出现的。当此之时，普遍的秩序瓦解了，“人”成为混乱中的秩序的维护者；关于普遍秩序的科学分化了，“人”成为各门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于是“人”诞生了，或者说，作为主客统一体的知识主体诞生了，相应的权力主体也形成了。

在《词与物》中，由于主要考虑的是劳动、说话和生命等正常经验及其进入话语领域的形式结构，所以“正常人”或“正常主体”的诞生似乎没有直接涉及权力问题，但权力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在《疯癫史》关于疯癫、《诊所的诞生》关于疾病、《监视与惩罚》关于犯罪、《性欲史》第1卷关于“性变态”等反常经验的描述中，不正常的人或反常的主体则明显被纳入到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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